
内容:
民族工作回忆 1 :我的民族工作经历
我的民族工作经历
曾忠口述
凯锋整理
砂拉越解放同盟很早就重视开展民族工作,早在 1959年之前,盟中央就成立一个以郭伟忠为首的民族工作小组,负责领导与推动砂拉越各省份的民族工作。虽然 1957 年底,洪楚廷由第一省派来第三省(指拉让江区域,当时还未划分第三、第六和第七省)负责领导第三省的工作,但这里的民族工作前期还是由中央直接领导,最初是由张本仁直接领导的。
1959 年中,我是其中一个由第一省派来第三省,先到诗巫,我到甘榜南甲(Kp. Nankap)找洪楚廷联络。他安排我到民那丹新港门联络黄祥忠(黄当该地小学校长),由他协助配合,开展新港门和马罗后山的一带民族工作。跟我一起前来的两个组员是海口区三密的张伍以及他的爱人蔡秀芳。
盟中央虽然有强调搞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但本身也没有实践经验,因而对我们也没有给予具体的指示,只吩咐要多了解情况,跟伊班群众搞好关系,作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待机而动。来到新港门不久,在一位熟悉伊班长屋的当地华族带领下,伍就与我三人有意识地去马罗后山一带拜访伊班群众。在附近周围一带,每也有去走走、看看。我们感到要在长屋住,并开展民族工作会有不少困难。於是,我们跟祥忠商量后,决定在新港门租一块地,在那里种胡椒。我们工作重点还是搞这一带的华族群众工作,工作也有一些成效,后来也有一部分青年和中年积极分子转入地下或参军去。
半年后,我回第一省联络,张本仁找我了解情况。
老实说,当时能实际,较有力的领导我们的还是邱亚陶,在第省时,我跟陈玉球同组本来就是他领导。当时负责泗里街、民那丹、达(SG.DAP)和如楼等一带的民族工作。他也有来过我们在新港门的住点。张本仁是鞭长莫及的,1960年后因涉嫌宗派主义活动,他的工作改由赖锦玉所取代。
我们在新港门想搞民族工作的搞不成,反而遭到坏蛋伊班的注意及破坏。我们在胡椒园旁边的小茅舍却被坏蛋烧毁,幸亏大家当时都不在茅舍内。
在新港门活动约10个月后,我接受组织上分配的新任务,而离开此地,奔赴新的岗位。
1960 年中,组织上派我上拉让江河尾,了解不拉加(Belaga)的政治、经济、民族与地理等方面情况。
在未前往之前,洪楚廷指派我先去找许保祥,因为他的父亲是加帛做生意,熟悉上面的各方面情况,也可以安排船只方便我上不拉加。
我乘了一艘货船抵达不拉加,找上一个厦门商人,说是他孩子的朋友,是上来游玩的。他欣然地给我住宿和吃的,我一呆就是10多天,他分文不收。在这里,我结识了个别跑船的人,了解了民族等一些情况。
回到诗巫后,我去找洪楚廷,他叫我回第一省找张本仁,研究一下如何开展上游的民族工作。
根据自己的活动感受和实地调查,我以为可以通过做生意和跑船形式来搞民族工作。
之后,我跟随邱亚陶来到泗里街河尾阿松(RH.Assun)长屋,跟古晋来的陈春林、陈建明以及本地民族干部龚贤能和刘友光结合在一起一小段时间。刘友光他们通过开店做点小生意,跟伊班人来往,以便团结教育他们。
后来,我跟陈春林他们转到靠近第二省 SG Krian 的Tubujan 一带。我们住的“郎高”很靠近长屋,上午割胶,下午和晚上有时上长屋,有时去打猎,有时跟长屋的人到其他长屋走走、看看。我们没有在政治上进行宣传,一时还不会暴露我们的身份。
约半年后,我又转到不拉加上一带活动。
1961年,洪楚廷买了一架30马力的挂尾车给我们和蔡三扬俩上加帛。到了加帛买一艘船,装上挂尾车,跟一位跑船的群众一起上不拉加。这个群众载有 30个左右的印尼加央人。他们是在各市镇工作的,现集合在一起回去的。回印尼的路线有三条:可从SG Baleh 河尾回;可从 SG Gaat 河尾翻过马罗河河尾;也可从巴贡河尾回。这次他们是选择最后一条路线回。我们借此机会跟随他们,了解水路,了解地理地形及了解民族等情况。
从加帛上不拉加一般要行驶7天,有时根据水位的高低而决定了时间的长短。上巴拉固(Pelagus Rapids)急水湍难,岸边行走一小时的路程,在水里遇到浅滩,人要下水,甚至有的货物要搬下,大家合力把船推上,这样四上四下,才能渡过这一地段。在这急水险滩里行驶,如果不是水路熟悉,随时有可能撞上淹没在水里的岩石,导致船沉,人被急流冲走,溺毙在水里或头撞上岩石人亡。
我们的一艘挂尾车义务帮那个跑船群众载一部分加央人。从不拉加上到巴贡河尾的 Long Bulan 也要行驶2天。中途,也要下船几次,方才能顺利通过。
巴贡以上主要是加央人,肯雅人和柏南人聚居的地方,居民纯补,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逍遥生活。宣教士有时也会乘小型飞机 Long Jawi 进行宗教活动,但一时还影响不大。
后来,我们在不拉加下一点的巫力(Merit)一带住将近2个月,为了解决生活基本开销,我们得割一些树胶。在这里,我们主要依靠一位娶伊班妇女的客家人,帮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
去诗巫联络后,我跟蔡三扬又到 Sg. Baleh 的 S. Kian 住二、三个月,并在那里割胶。
过后,我们又转上 Sg. Gaat 河口上第三座的长屋,这座有几十户人家,一点基础都没有。我们从长屋划小舟约一小时的地方下,上午割胶其余的时间到处去走走。在树枳(Enkabang)成熟季节,屋长分配一条河的树枳给我们去捡,我们共捡了10多担,一担可卖30多元,可跟伊班人分半。
郑勇生来时,我就归他负责,他买一架 25马力的挂尾车给我,要我行驶加帛一不拉加之间,偶尔也上Baleh 河尾。加帛的总承包商负责载兵载电油时,我从他那里接来 一部分的生意,有时载古加兵和英军。据组织上指示,我们前往印尼参军的同志会打回来,我们国内同志要积极给予配合,首先我们本身要熟悉水路,能掌握兵点,和了解拉让江上游的民族等情况。
我频繁的在上游上上下下,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加帛政治部有传出风声要抓我。於是我就撒下加拿逸比带坡(Pedai)找王连贵。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去乌也路和诗巫郊区一带做洪楚廷的警卫工作,从而结束了我那在民族区颠簸不定的生活。
在民族区活动几年,看到土著民族生活普遍贫困,许多疾病缠身,有病没法医,未老先衰,死亡率趋向年青化。对他们的困难处境与不幸遭遇,我只能深表同情,不能给予有效帮忙感到悲哀与无奈。
我以为,当年土著民族认识很低,觉悟很差,即使我们跟他们感情很好,关系融洽,他们还会被居心叵测者的诱惑欺骗。我们通过少数人秘密的形式搞民族工作,成效不大。若我们能通过大队的武装流动宣传跟有基础与重点建设的地区用小组深根细作的形式相结合搞,成效会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