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民族工作回忆 2 ：参与第二省与中游民族工作回忆 1
参与第二省与中游民族工作回忆
一老温
盟组织重视民族工作，1957年开始调些身体好，思想品质好，尤其是有技术与民族语言能力的同志，到民族区去开展工作。组织上也成立了专门负责民族工作的小组，出版关于民族工作的刊物。
1958年开始，我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准备去开展民族工作。我学习组织有关民族政策，学习外国开展民族工作（如中国开展藏族工作）的经验，也学习生活技能（如向黄兴汉学修手表、修收音机）理发、民族语言等等。
当时我们秘密的开展民族工作，必须遵循 16个字诀：“避开敌人，深入群众，积蓄力量，待机而动”。我们这些外来的革命青年，就是所谓“白皮红心”，以公开职业与公开政党为掩护，跟土著群众在一起，进行长期耐心的宣传教育。
1961年，我响应组织的号召，向第二省的民族区进军。我没有向朋友及家人告别，深夜我从古晋码头下船，经过一天一夜，抵达成邦江和在那里等候的郑春喜会合，然后再步行一天上到丰洛一带的 Batu Lintang。郑春喜与我负责丰洛一带的民族工作。[注：S.Undop（丰洛河）是鲁巴河在成邦江以上右支流，丰洛是一区总称，包括 Batu Lintang，巴姑（Baku），三麦（Sumark），总共几十座长屋和三十多户华族]当时其他地区的工作分配：英吉利里对面是海洋（郑万灵）志负责；鲁勃安都是郑小风同志负责；马鹿是鲁洪（刘德庆）同志负责；马纳是刘队长（李日晴）负责，龙芽是郭楚然负责。
从学校到农村，从舒适的环境到艰苦复杂的环境，要深入到偏远落后的土著群众中去，组织上几个月才有一次的联系，组织上出版的刊物许久才能收到，自个面对的一切和遇到的问题，全靠自己去解决。特别是从一开始，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从生活、工作到安全等方面，都得靠自己去摸索、学习和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在生活上组织没给经济，而我们又不能暴露，根本无法从家人和外界取得支援，一段时间的生活全由春喜家人承担。新的工作岗位，的确是个不小的考验与锻炼。
丰洛的华族群众大部分都和伊班族在婚姻上或经济上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方便工作，我们也积极去联系华族群众，特别是年青群众。向他们宣传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反对殖民主义教育制度；鼓励他们积极参加人联党的活动等等。李日晴、郑春权、徐锦木与李汉文等都是我们经常联系的积极分子。
这里的华族群众与印尼边界的伊班群众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都把农产品（如胡椒、树胶、米、生猪）卖到这里换回日常用品，每逢节日有斗鸡时，这里的群众都去印尼边界参与。为了更深入开展工作的需要，我随斗鸡队伍越过边界到印尼长屋，争取熟悉地理和那儿群众。这方面的努力更在1962年汶莱起义后为第二省同志越界参军起了积极作用。
在Batu Lintang活动一段时间后，政府对我们加紧注意。我决定把春喜留在Batu Lintang，而我转入更深入丰洛河尾Baku一带。这里距离英吉利里较近，并和马鹿的范子香保持联络。当时我住在一个有华伊血统的群众家，距长屋不到一百米远。这家的妇女是达雅人，丈夫是华人，在这里做点小生意。一次，她丈夫在背东西回的途中，遭到不好的达雅人谋财害命。他们有几个小孩子，那时最大的才12岁，最小的才两岁左右。由于失去了家庭支柱，全靠 12岁的大儿子傅金贵（部队名明光），挑起了家庭重担，砍芭种稻，造小农舍（郎高）有时还去附近长屋做小生意。他们生活很贫苦，弟妹们无法上学，平时以木薯和竹笋为主粮，小妹有时到河里捉小螃蟹，采野菇当菜。而我因处深入地区又不敢暴露，修理钟表及收音机的零件无法取到，没有经济来源，也无法资助他们，和他们一样过着一段难于忘怀的生活。
这里有三座长屋，居民贫困，文化水平极低，又少和外界接触，不懂得清洁卫生，由于缺碘，好多都患大颈泡。为了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取得他们的信任，就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就要入乡随俗。
我要求自己，他们做什么，我就跟他们做什么，捉水鸡、捉鱼、打猎跟着他们去。他们把小蝙蝠打了，没拔毛破肚，就烧得焦黑的，看起来会呕心反胃，但为了使他们看到我不嫌弃，没有跟他们保持距离，我还得硬着头皮半吃半吞下去。再说，达雅人捕捉小动物的陷井，按风俗他们第一天是不去检查的。等两天过后去收时，有的动物已腐烂了，他们并没有丢掉，放些盐做成肉酱类，伊班称之为“Jukut”，过后取出来放进竹筒烧，又苦又涩又臭，看了令人皱眉头，但还得跟他们一起吃。看到我吃，他们就高兴。只有尊重他们，才能被他们所接受。
白天我到他们稻田和胡椒园，帮助他们劳动，晚上到长屋宣传。然而少女们以为是去Ngangyap（谈情说爱的意思），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后屋或蚊帐里等。有时，在河里冲凉，一大群情窦初开的少女光着身子围过来，向我泼水调情。对年轻的小伙子来讲，这确实是个考验。那时组织上也不会去检查我这事，我要怎么做都可以。然而我头脑清醒，有道德观念，有革命纪律约束，没有陷入儿女私情的漩涡中去。
“12·8”事件后，革命形势起了新的变化，政府有关方面更加紧注意我们，民族工作呈现更多的困难。在新的形势下，革命组织提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当时由范子香召集在第二省活动的主要干部，都集中到英吉利里的马鹿开了一个会议，与会人数十几人，由当地积极分子范国强（部队名吴铁）负责站岗。会议进行不久，政治部主任王文发带领一队人员来围捕,国强放响鞭炮作暗号而被捉去。我们的会议便结束，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地方。
回来后情况更加紧张，雇佣军（古加兵）经常巡逻和包围长屋。为了保存自己，我不能再住金贵的家，除了一把手电外，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躲到与英吉利里交界海拔3000尺高的一个群众“兰高”（小茅屋）。在“兰高”除了有一点盐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每天得去采奶汁果树的叶和竹笋，塞进竹筒烧了吃。晚上睡的“枕头”黑得发亮，睡觉用的被是“加隆”（Tekalong）树皮去掉粗皮后，再捶打制成的。有一个晚上刮大风、下大雨，又把盖屋顶的树叶刮走,本已寒冷的夜晚，再淋得全身湿透，实在冷得全身直打哆嗦。第二天再一片片把树叶盖回。整星期的时间内，就这样吃一点野菜，每个时刻都在忍饥挨饿中渡过，我饿得酸软无力，眼睛变黄，张眼都吃力。
1963年初，我已很难继续在这里躲，决定先转过印尼边界。由于许多地段经常有兵，所以由我工作地区的一个群众带路。由于长时间跟他相处，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我赢得了他的信任，他把我当做他自己人一样。当遇上敌人包围追捕时，他同情我、帮助我。他主动地跟我讲：“Tukan（对我的称号），我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若遇上人，我会大声讲话，你就躲闪一边。”就这样沿着边界的大森林开路去印尼。到了印尼那一边长屋，他就跟印尼那边群众讲：“我把这个人交给你，你要好好照顾他噢！”正因为有这些群众的帮助，所以几次都成功避过敌人的追捕。
还须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第二支队成立后在这里活动，有一次明光与蒂玛同志在那一带群众的稻芭跟敌兵驳火，蒂玛同志受伤，躲进“如基”（有一种又硬又易脆裂的长茎蕨）丛里。马来西亚兵还驻在长屋，屋长获悉她受了伤，却大胆地向印尼兵要消毒药水和纱布，说他自己儿子的手割伤了要用。这位可敬的屋长，约有50多岁，有一对长长的耳朵，上身赤裸，下体用 Sirat（缠腰布）围着。他拿着煮好的饭和药给蒂玛，最后还把她背到同志们的地方去。
在印尼长屋住不久，从英吉利里转来范国强和叶贤钦（鲁恩），紧接着范子香、丘振芳（赖福）、蔡义清、志伟（成邦江来）、春华、郑春喜以及我们在丰洛联系的李汉文、李佑晴（部队名刘亚胜）、徐锦木、Dalu（伊班族）等也相继到达。到此在丰洛开展两年多的民族工作就告一段落，我们以更激荡的心情踏上武装斗争的征途。
两年多的民族工作并不算长，然而给我许多感触。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想中存在着许多幻想、幼稚、软弱与温情，经过实践使我变得较务实与坚强，独立与粗俗；在比较艰难困苦与组织不能及时监督和指导的偏僻落后地区生活，是检验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可靠的最好地方。在现实中考验下，大部分同志失败了。面对困难，我曾出现过许多思想斗争，想家、想往日在校的同学、想过去较安逸的物质生活和安全方面的斗争，等等。可是那时我想要更多的是我来的目的，组织的教导与革命组织的纪律，不时勉励自己前进。在短暂初期的民族工作过程中，我没有作出多大的成绩，却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从中我学到伊班语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也学到生存和生活本领...这些在往后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六年后（1968年），再以武工队的形式开展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工作（主要还是民族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根据1962年“12·8”汶莱武装起义前的两年和1968年后，在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前后10多年搞民族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有以下的点滴体会：
一，革命斗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只有他们自己起来了，坚决为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团结斗争，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在北加，特别要广泛动员与依靠占人口最多的、占据战略要地的达雅族，离开了他们的广泛参与坚决斗争，要坚持长期的斗争是不可能，也不可能有最后的胜利。
二，要想得到土著群众的尊重与信任，首先就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要以我们的诚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来赢得他们的尊重与信任。我们要入乡随俗，深入到他们中间，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我们讲话，他们才愿意听，也才能听得进，需要他们动时，才能动起来。
三，以少数人秘密的形式搞民族工作难度很大，也更容易损失。要把秘密与公开以及武装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特别是武装的形式,更具有威力与号召力，敌对者也较难对付我们。通过广泛的武装突击宣传后，从中找出典型，然后进行长期耐心的深耕细作。
四，当年搞民族工作还比较简单与急躁。试想，把一个青年人一下子放进偏僻落后的土著区，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帮助，全靠自立、自理。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素质与工作能力，很快被淘汰掉是不奇怪的。当时，我是凭着一股热情、怀着理想、和对组织的信任，并对为之奋斗事业的忠诚，我才坚持下来的。
如果是以华区为基地，利用和依靠先进的华族，利用华族与土著的良好关系，逐步开展混合区民族工作，进而再逐步深入民族区。总之，如能循序渐进，按部就班，要进可进，要退可退，会更有回旋的余地，更为妥当。
五，预防，避免和处理好群众被镇压、收买,也是一个要解决的大课题。当年在马罗河搞民族工作，老吴、小燕、安西、李山等同志搞的长屋群众都不错，但随着敌我斗争日益尖锐，群众被镇压、被收买，群众的革命态度就会起变化。特别是有些地区的革命内部出现叛徒，出卖群众，致使群众被捕，有些还被吊着拷打，以致在威迫利诱的情况下密报我军活动，陷害我同志。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当群众被迫害时，有些地方的整座长屋群众避到山里，要求跟着我们一起，但由于我们主观能力有限，容纳不了他们，不能有效地保护他们，结果让他们返家。他们在家里经受不了敌人的压力，结果被迫和敌兵一起对付我们。
我们的主要群众工作，说到底就是民族工作。我感觉到民族工作开展起来不很难，但要巩固好就难了。在拉让江中游时，敏战、丹莉、南章、亚福、亚厚，后来珍娜、德兴等与我一起开辟牛麻（S.Ngumah）的支流加牙河（S.Kajah）约整十座的长屋。初时，群众感到害怕，但我们以实际行动与表现，通过突破个别“兰高”带动长屋，群众很快就消除了恐惧，向我们靠拢，被我们动员起来。我们更进一步，通过搞福利、医药服务、文娱演出和不断宣传教育，公开的把整座长屋群众集中起来开会，群众就被鼓动起来了。拉让江中游的卡地巴斯河、Poi 河、牛麻河和加拿逸河等几条大河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搞起来。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例如 Impah和Sinal（富春太太），Arok（Dap长屋）还投入我们部队的行列。但当敌人的镇压超过他们的觉悟水平和所能接受的程度，我们又不能争取与捍卫他们的利益时，加上当时的阶级矛盾不够激烈和政府的改良主义政策的欺骗性，群众就会被分化淘汰，有的甚至反而站到敌人阵营方面反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