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特写 4:平凡的人,不平凡的经历 4
Kemena 河边发生事故
行行复行行,他们来到Pulau Binai上一点的Kemena河对岸,计划着过江之事宜,过江之前,他们有了解到有敌兵活动。江是要过,只是要在什么时候过,这是个有争执的问题。三明说,他是不主张过,但是其他干部要过,以一对三,他争不过,但也基于团结只好顺着过,他们向群众处搞来一条Koda船过河。其实他们是知道有敌情的,只是没估计到敌兵会来的这么快,或说他们是怀着侥幸的心,以为会过的了河的。说穿了他们是冒险前进,当他们驶离岸边一段距离后,还想倒回,因有犹豫,但就在他们倒回时,敌兵的巡逻船开过来,在见到敌船后,Koda船又转头前进。这时他们已输掉时间,巡逻艇快,Koda船慢,眼见只有几尺的距离就可达到彼岸,但敌兵已开火了。在一阵枪声响后,辉武开枪还击,三明在没有指挥同志们怎么应对就跳江避开火力。估计其他没有牺牲的老兵,只要会游泳的都游到岸上,而胜意和五位新兵们却不懂得游泳而丢失了他们年青的生命,这是我们单位牺牲最多的一次驳火事件。除了牺牲,一个跑掉,一个受伤,队伍折半。
为什么会发生这不该发生的事呢?发生这样不幸的事,谁都是不愿意的。但是事情既然发生了,再怎么不幸,怎么痛苦都得面对,都得承担责任。三明说,事情发生后,同志们都怪他的怕死思想,没指挥就自己先跳水,他说他承认自己的不对,也对牺牲了的同志痛惜不已,他说他自己也恨死了自己,不过事情检讨起来,当时发生事故,也不是他不怕死就能解决好问题的。我以为事前要解决好问题才是重要的,既然有敌情,怎么敢过河(还是条大河)?应该要估计危险性吧!陆上遭遇战,还比较有经验。但在河上却是第一次,没有应对的经验,在陆地枪声一响,马上回应的举动是隐蔽,在江上要隐蔽只能跳水,他不就习惯性的跳水隐蔽,那知道一跳水,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这是一种习惯势力,就像他打阿华牺牲的那一战,退路是向山上撤,而敌兵是在前面扫射,伏倒有什么用?但他却是很自然的习惯势力。整个来说,朋友们当时想的太不周详了,太急着过河了。而三明本身应说明他花在工作上的精力多,但花在战斗上的精力不够。这也是一部分干部的通病。
为什么三明既然反对了,其他干部还硬是要过呢?我认为干部们的思想都很麻痹、草率、盲撞,以为一定不会有事。若考虑到可能会出事,就应商量对策或至少在指挥员个人要想出应对的方法。三明他是相对粗心的,而其他人应该是警惕性不高吧。三明说如果他警惕性高,他就应该行使他的权力,因军政权力都主要在他,而干部同志警惕性如果会高,就不会硬闯过江。
当时牺牲的朋友五位是新兵,老兵(辅导员胜意)只有一个,因他不会游泳,其他几位老兵:三明、武辉、2号(银银)红兵、重林、坚正等都游上岸,而且武器多数有拿到。过河之前,他们是知道有敌情了,还是要过河,为什么?三明认为,现在想起来是过左的思想在指导着他们,因为当时正值中国四人帮非常猖獗的时后,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前头指挥着他们(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内部也深受影响,思想偏左,极端。所以,已经到达Pulau Binai上一点的Kemena河边的他们,没有向河对岸挺进是思想不红,不革命化的思想,甚至当时连迂回前进的想法都不可行。本来,要挺进,要革命化可以,但可以迂回,比如可以倒回到什么地方,隐蔽起来,敌兵过后,才选另一地点过河。这思想,现在想起来挺容易的,但当时就是不想,不能想,其实这也是说明我们不能把中国的革命理论和我们的实际情形具体的相结合,有时甚至盲目套用。
我以为他们最大要考量的问题,本来是他们带有过半的新兵,他们应该负责好他们的安全,其他都是次要的。我以为这是最革命化的思想。
他们驳火后,到对岸集合时,还有6个人,其他队员们都一直怪他,批评他。当时身负重责的他,面对这一非常事故,整个脑子“懵”了,真空了。但身上的担子并不能卸下。这点他还是清醒的,他对队员们说:这次的责任,主要错是我,等我们安全回队后,我会接受批评和处分,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留下来的人要团结一致,共同去克服一切的困难,要不,连我们的命都留不住。他这一说,队员们也明智了,大家同心协力,克服眼前的困难。当时他们的四周肯定都是兵,他们是第一步登陆新区,困难可想而知。
大约一两星期后,他们还面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红兵要离队,在这重折之后,他萌生离队思想。红兵的亲生父亲是在那一带住,他想去找他,在这非常时刻提出这种要求,够难处理的。三明和其他负责人商量,其他人多是要把他处置掉,三明他本身也闪过这种想法,但算他还是冷静的,他说“这一处置,后果怎样”?不小心,也许他还先把我们给干掉。三明还是理性的和他商量,叫他暂缓出去的时间和尽量拖延投报的时间。
这样,他们在那地带躲了一个月的时间(发生驳火事件后,他们潜伏在一个临时点。当晚他们摸到一个群众家,群众给他们煮了一大锅饭吃,还拿了米粮。因太饿了,午夜2点他们又到另一群众家吃饭和拿米粮。)就这样他们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他当时所以选在群众周遭隐蔽是因为他想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当时他们6个人只有2张胶布,地上睡觉的胶布都没有,只能用麻袋等代替,因敌情紧他们根本不可动用群众购物。
面对这种困境,一时间,他也想不出对策,后来脑子里闪出个念头,他想到:“听说,你三明不是很会走路吗?”这不是正用得着吗?“这一来,他灵活起来了,他想敌兵在这一带活动。他们的队伍可以舍近取远,突击到敌兵料想不到的海边去找群众,在敌兵还没觉查到他们的动向时,他们已在海边补充好一切,之后和领导联络上,他就起程归队。他的革命历程,这一事故是他的致命伤,沉甸甸愧疚自责感。从此一直啃蚀着他的心。
本来是一次成功的长征
这次的东北进军,是他累积了两三年的森林活动的经验,比较满意的付之于实践的经历,如若不是发生这驳火事件,则是一次成功的携带新兵开辟新区的运程。因为一,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走山路的经验,这包括怎么把地图结合地理形势,对山路的错综复杂性更有认识,减少走错路,省了时间,省了气力,不需要再走旧路,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指到那里,就能走到那里,纵横遨游。
二,他总结出一种适合游击生活的规则和方式,山地里长途背负粮食活动,体力消耗大,人很容易劳累疲乏,往往走了半天后,体力已消耗的差不多,如若再走到四、五点才找点休息,那将意识着得透支精力和体力去扎营。如若歇脚处,容易找到水则好,否则一切跟着忙乱,因扎营后一连串的工作,必须马上展开,找水的找水,看路的看路(明天要走的路),找菜的找菜(打猎、钓鱼),拾柴的拾柴,做饭架的做饭架,炊事的炊事。这其中还包括了自己必须找位置绑吊床、冲凉等,晚上还得集体学习,如果水远,那么冲凉取水就成为苦差事。一天行军后,满身汗水湿透,不习惯穿汗臭衣的朋友,还得洗衣烘干。总之,活动紧张得很,因为这样的艰苦、疲劳,经常造成他这个队长和尖兵发生摩擦,而战士也会出现许多矛盾不快之事。因为这种种的经验他总结出,必须在3点左右就得准备歇脚,有条件马上扎营,没有条件,也要赶紧找条件扎营,不可再拖。如此一来,生活顺畅得多,生活上不打结,队员之间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在不是很劳累的情形下,还可哼着歌,聊着天干活,矛盾摩擦的事也少了,找菜时间多了,伙食也改善了,队伍活跃了。再加上晚上的学习或娱乐,这支队伍就成了有活力,有朝气的队伍。其实他们这次的东北行,在这些方面的处理很好,整支队伍是和睦团结的。
三,他们的东北长征历时颇久,大概有8、9个月吧,这么长时间的脱离领导的在深山密林里活动,也得有一套,能使队伍活跃起来的生活方式,这点他也总结出3天休息一天,一星期休息两天,半个月至二十天,休息一星期,学习、工作要保持平衡,搞些整训,精神和体力都得到休息和充电,才有后续力。
这次的东北行,如若不是发生驳火之事,是一次很成功的完成新区的开辟和带动培养新兵工作,只是不幸遭此劫难,一切成功的因素,都被埋藏掉,剩下的是半辈子深深的内疚与自责。就在他跟我倾诉这一段经历时,他掏出了心里话:“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到现在还不能面对死去的烈士们。当时,我苦楚呀!我的背都被这种苦情给折驼了”,说时他滴下了汉子泪。战争就是这么的残酷,生死的到来,由不得我们,谁都不愿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这起事件的发生,我以为和整体的民族工作的政策也有关连,应该说和领导上的错判也有关。因当时,三明他们出发前,我们全体民族工作的队伍在民族区有结合整训,搞了二月行动后,他们又再打了一次埋伏战。后来我们带新兵活动了一段时间,敌方已开始对我们有所行动,而在我们整训后,敌人就对我们开始行动追踪。我记得,那次整训之后,我和阿明(黎家文)的一队住点的周围也出现了大批的敌兵活动,赵德和奋忠就因出去侦察和敌兵遭遇而驳火,奋忠也因此失散,饿了十一天,经历了许多苦难后,在家人的劝说下,出去自首。而当时为么会驳火呢?奋忠告诉我,不因什么,就因太麻痹大意,他们出去侦察时,是有发现一条踩得很烂的大路,而路上有兵鞋印(也许不是很明显吧)。因为太久没面对敌兵,没有敌情意识,而赵德以为是山猪路,奋忠说是敌兵走的,在两人争执后不久,就遇到敌兵而挨敌兵的枪火,其实他们的枪声距离我们的住点并不远。
而郭锋和晓阳带的一队去桑长屋也遇到了敌兵埋伏在点,他们也是因麻痹大意,出了事故,敌兵已埋伏在点里还不知道,情景也是险恶得很,好得是,当时他们是处于夜间,敌人没有明确对象,要不我相信也会有伤亡的。
我以为当时在培训新兵,开展民族这一工作政策上应该犯有左倾意识的,或对敌情的错判。当时,我的脑子并不十分会想,只是觉得很忧心。我是一个队伍的辅导员,我的思想并不过硬,我的战斗力很差,我甚至要花好多的时间和自己怕苦的思想在作斗争。我总想,一旦发生意外,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无从索取答案,只能时时检讨自己的怕苦的思想,要求自己与之斗争,要自己腰撑硬点,但一旦发生危险,我会出什么丑态,连我自己也不知。
我们队伍之所以没有遭受三明般的重大挫折,那是因为,我们的担子轻,我也幸运没遇上那么严重的敌情。
过后,领导上基于损失了6位朋友而对他严责,严责也许并没错,但在同时,必须了解,甚至谅解他的处境,他的困难。再说,领导上也没有对他当时的策略布局有所检讨,这也造成有的干部心里不凉。在严责他的失误之后,对他的其他方面的成绩要加以肯定。三明说:“我已把我自己的所有能耐(所有能拿出的本领)都掏出来了,还要我怎么样?”因这过程,他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也累积了不少经验为后来人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