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马来亚的抗日斗争，在华侨华人方面，大多数人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马来人的抗日斗争，则知之甚少，可能很多人知道的是马来人为日军带路吧。为什么？首先，因为从1931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尤其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之后，和中国具有历史渊源的华侨华人，就进行支援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情绪高涨。所以，在日本占领马来亚之后，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成员绝大多数是华人。其次，当年马来亚是英国殖民地，有民族觉悟的马来人都要争取独立，1937年成立的“马来青年联盟”（马青盟KMM），积极进行独立运动。而早就密谋侵略东南亚的日本，则打着骗人的幌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帮助当地民族铲除殖民者”，日本间谍秘密联络和资助马青盟，因此，在日军侵马时，马青盟的人就充当向导，日军的脚车先锋队也就“架轻路熟”，轻易就能对英军进行包抄。在日本占领马来亚之后，在早期，马来社会还是平静无事。

但是，随后日本蝗军的真面目逐渐暴露无遗，它为履行引诱泰国合作的诺言，把北马四州割让给泰国。日本蝗军除了疯狂屠杀华人之外，对有抗日情绪或支持抗日军的马来人，同样是格杀勿论。蝗军士兵的强奸掠夺兽行是不分民族的，许多马来妇女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马来人，也被强征去修筑从泰国到缅甸的死亡铁路，马来人也饱受日本的残暴统治。尤其是一旦马青盟要求日本让马来亚独立，日本就取缔马青盟，只是没有进行逮捕而已。马青盟的先进分子对此非常不满，在城市的部分人，如布哈努丁医生和布斯达曼等人，在和日本合作的同时也寻求独立的途径；开始了解和同情抗日；在甘榜（乡村）地区的马青盟干部，则继续加强马青盟组织，继续寻求独立的途径，要争取独立，最后终于找到马共和人民抗日军，走上正确的独立之路，这是最突出的范例。抗日运动确立的独立斗争意识，也为日后的抗英独立斗争及民族解放战争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最早在霹雳参加马共和抗日的是拉昔·迈丁。他在马共干部赖来福的启发和领导下，他有了反殖抗英的觉悟，日本占领马来亚后，拉昔·迈丁成为马共党员，继续进行抗日斗争，组织督亚冷铁船矿工进行抗日活动和支持人民抗日军。日本投降后，拉昔·迈丁先是参加马共霹雳党部宣传队，继而担任马共的公开代表，马来工作部成员，后来成为马共中央委员。

在马青盟被取缔时，马青盟的干部阿都拉·西·迪就返回位于霹雳河中流的家乡兰波儿（Lambor), 他领导霹雳河两岸马来甘榜的马青盟干部，加强组织和发动群众，继续寻求争取独立的途径。后来，马共霹雳州委副书记爱克率领布先的一队抗日军和小红带领的民运队，抵达霹雳河中段的甘榜地区，驱逐了名为“华侨抗日军”，实际上是为非作歹的土匪，开展抗日活动。阿都拉·西·迪，了解了马共和人民抗日军争取独立的纲领，看到抗日军和民运的抗日诚意和良好表现，就决心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斗争。他带领当地马青盟干部和群众建立抗日组织。接着他自觉地加入马共，成为马共的干部，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党支部和党组。

    阿都拉·西·迪带领党支部和党组，领导从兰波儿到波打（Bota）地区的工作。他们把甘榜的自警团改编为抗日民兵，保护当地群众，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建立人民抗日同盟，设立甘榜人民法庭，调解和处理群众的纠纷案。这一带的甘榜，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大会或欢迎抗日军的联欢会，有些大会参加的群众有七八千人，抗日运动蓬蓬勃勃，使这一地区成为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日本投降后，阿都拉·西·迪参加马共霹雳党部宣传队，然后担任马共的公开代表，参加马来民族党，领导马共马来工作部和马来工会等组织，成为马共中央委员，最后当选马共主席。

   在抗日后期，抗日军在群众提供的情报和民兵的配合下，在巴斯沙叻（Pasir Salak）的霹雳河边，伏击日军的两艘舯舡（Tongkang）。这两艘船一进入伏击圈，抗日军马上开火猛烈扫射，船上的成百名日本兵进行顽抗，但最终是船只中弹起火，日军死的死，伤的伤，有几个跳河逃命。战斗胜利结束，抗日军缴获高射机枪一挺，重机枪一挺，20多支三八式步枪和一些军用物资，其余的随船沉入河底，马来民兵追捕并俘获两个逃命的日本兵。阿都拉·西·迪把这次战斗的评价是，巴斯沙叻又载入史册，过去这里消灭了伯茨*（Birch），这次又为祖国独立歼灭了日军。

（注*：反抗殖民暴政的拿督马哈拉惹·列拉（Dato Maharaja Lela）等人的部下，于1875年11月2日，在巴斯沙叻发难，杀死前来推行殖民暴政的英国驻扎官（也称参政司）伯茨（J.W.W. Birch），由此爆发了著名的霹雳战争，现在这里有一所历史文物馆“Kompleks Sejarah Pasir Salak”。）

在其他各州，由于人民抗日军在经受惨重的牺牲和损失中，继续顽强不屈地开展战斗，消灭大量日军，逐渐扩大部队，建立广泛的抗日组织，影响深远。这些都使马来人进一步认识日本的残暴统治，逐渐了解、同情和支持马共和人民抗日军的抗日斗争，甚至参加抗日组织。例如：

彭亨州抗日军根据地淡马鲁地区，马来群众也同情和支持抗日军，他们的先进精英如卡玛鲁扎曼、阿布·沙玛和易卜拉欣·仄等人。他们先后成为马共党员，在日本投降后的和平时期和抗英战争时期，成长为马共的重要干部或中央委员。

在雪兰莪州和森美兰州，有抗日军活动的城镇和乡村地区，马来群众也同情和支持抗日斗争。最突出的是森美兰的瓜拉庇拉警察局长，于1945年5月带领警察起义。该警察局长扎希（Jahid)看穿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真面目，终于配合抗日军第三独立队的一个部队，在严密包围和控制瓜拉庇拉警察局周围后，警察局长即命令警察集合，抗日军立刻把他们包围起来，局长的亲信打开军火库，让抗日军收取步枪80多支和大批弹药。警察局长则向警察喊话，促请他们一同起义，和抗日军一起争取民族独立，警察也都响应起义。起义的警察和抗日军一起撤离警察局，进入森林的抗日军营地，部队举行庆祝会，热烈欢迎起义的扎希和警察。这一起义轰动了瓜拉庇拉甚至整个森美兰。

在柔佛州各地的马来人，在抗日斗争不断发展的影响下，同情、支持或参加抗日组织。例如扎斯曼（Jasman）夫妇在1942 年中就参加抗日组织。马吉（Majid）,末因德拉，卡迪尔（Kadir），易卜拉欣·穆哈默等，都先后参加抗日组织或成为马共党员，并在各自的地区组织马来群众，进行抗日工作。他们日后都成长为马共的重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