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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1：华族是印尼民族的组成部分 1
华族是印尼民族的组成部分
在华裔总会“华族在民族和国家建设中的使命和义务”
讨论会上的发言（2002年4月27日）
Benny G.Setiono（许天堂）（印尼华裔总会主席）
印尼华族的政治作用
远在西方殖民者人侵印尼之前，华人很早就已经从中国来到努山打拉群岛。1293年，元朝（1280-1367）忽必烈派兵攻打对抗他的爪哇辛俄沙利王朝的国王卡达尼加拉。当时，爪哇岛北部沿海岸已经有许多华人居住区。这些华人来自中国福建，大多数是商人，农夫和手工艺者，和当地原住民和平相处。当元军中了威查雅王子设下的诡计而被击败后，他们因为害怕回国后受到惩罚，也害怕回程中航海的艰苦和遇上海盗，便留下来在北海岸居住，与当地妇女通婚。他们向当地人传授了多种工艺技能，如制造砖瓦，陶器，造船，火药和大型炮台的技术。
到了十五世纪明朝（1368-1643）时代，从中国南部有更多的华人迁徒到爪哇岛来传播伊斯兰教。在1410云 南，年和1416年，明成祖派遣特使郑和（俗称三保公）率领舰队，登陆西蒙岸。他晋见满者伯夷国王，并传播了伊斯兰教。除了郑和，在爪哇沿海地区，散播伊斯兰教的九大圣人（Walisongo）大部分都是华人，苏南·波朗（温安）、苏南加里查雅（严世章）苏南·安本尔（温瑞和）、苏南·古农查蒂（杜亚波）等长老，据说是来自占婆（越南），马尼拉和中国；他们建立了德麦的第一个伊斯兰王朝。巴达王子即仁文，德麦伊斯兰王朝的第一个国王也是华人（满者伯夷王朝的伯拉威查雅五世）。他娶了华族商人万芳的女儿为妻。
1596年6月23日，哥呢利斯·霍曼率领荷兰舰队在万丹码头停泊，他惊奇地看到这里的原住民官吏和华人有融洽的关系。荷兰人和后来的英国人也看到，除了在万丹，华人已定居在东南亚一些港口：准安、巴达尼、金边和马尼拉。1642年在准安有四五千名华人，而1600年万丹有华人三千名。
1611年东印度贸易公司总督彼德波夫派遣彼得逊昆收购土产，主要是万丹的胡椒，但他必须通过万丹苏丹的亲信萧明公。萧明公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华族商人，他的胡椒园相当大，万丹苏丹和农民非常尊重和信任他。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要购买万丹的胡椒，都要和他商洽。逊昆想到利用萧明公，但不成功，因为萧明公发觉逊昆欺人太甚。万丹苏丹对明公和华人是很满意的，这些华人传授了许多新的农业技术，如梯田、田埂、耕犁、灌溉，这些耕种方式使收成更好。
1619年，逊昆夺取查雅加达城并计划建设巴达维亚城。他成功地说服萧明公动员万丹华人迁移到巴达维亚城。逊昆授予萧明公为第一位华人甲必丹官衔，由他来管辖和领导巴达维亚华人，后来也把运载中国商品的船队驶向巴达维亚城卸货。在萧明公和华人的协助下，巴达维亚建设成一个热闹的港口，成为东南亚重要的商业中心。这里记载的是由于傅明严的提议和设计，在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资金支持下，成功地建造了Molenvliet区（今伽渣玛达街和哈炎乌禄街）的一条运河。这条运河后来衔接了芝利翁河，成为Noordwijk区（尤安达街）和Rijswijk区（退伍军人街）的分水道。运河消除了经常使巴达维亚城水患的危害。
当时，许多居住在巴达维亚城外的华人，开始种植甘蔗园和兴建糖厂用甘蔗榨取蔗汁制糖，当时制糖的方式是很简单的。后来由于缺乏灶头燃料，1815年开始，制糖厂搬迁到中爪，东爪。
巴达维亚发生了对华人的屠杀。东印度贸易1740 年，公司总督安得利安华格尼尔，下令士兵惨无人道地枪杀了一万多名华人。这就是“红溪惨案”。惨案后，华人联合爪哇人反抗中爪哇荷兰军队（1740-1743）。如果没有马打兰王朝苏南巴古布沃诺二世的背叛和马都拉的阿迪巴第查格拉宁腊王子援助荷军，被包围在三宝垄，处在劣势的荷兰军队很可能就会被驱逐出中爪哇，甚至整个爪哇岛。
1810年11月，发生龙卡王子的抗荷起义。他是哈孟古布沃诺二世的女婿。他在东爪哇与华人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他宣布自己是所有受荷印政府欺压的爪哇人和华人的“保护人”。他敦促华人联合起来，驱逐给爪哇社会带来苦难和危害的荷兰官吏；呼吁华人接管已经逃离的荷兰政府机关和岗站，防御敌人的反扑。这个起义获得许多华人的支持，当拉登龙卡军队在梭罗河畔的舍加兰被围剿战役中，被杀死的一百多名士兵中有十二名是华人。
1813年9月18日，华商陈仁生甲必丹，被委任日惹县长。这是苏罗约王子哈孟古布沃诺三世为了表彰陈仁生协助他夺回王位，授予“拉登杜孟公斯哥地安腊”衔位，并赠送了巴格泠和日惹地区占十四个村面积的土地，这十四个村民大约有 1000名。战争（1825-1830）时期，他积极以金钱支持迪波尼哥罗王子进行游击战争，反抗荷兰军队。他把自己心爱的座骑送给王子。当时，有许多侨生华人协助迪波尼哥罗王子的军队，共同战斗，供应他们需要的铜钱、武器、鸦片等等。不少侨生华人参加战斗，肩并肩反抗荷兰人。
1827-1828年间，在中爪北岸的拉森地区，杜孟公沙士拉地拉卡王子（迪波尼哥罗王子的妻舅）发动的战斗里，许多在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几代的侨生华人，积极参加沙士拉地拉卡军队。伊斯兰华人支持在北部沿海地区根邦、拉森和新埠头队被荷兰人打败以后，那些华人遭到荷军的残暴屠杀。
1772年，在西婆罗洲（西加里曼丹），罗芳伯和百多族人组织了“罗芳公司”。这些华人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1760年代他们来到西婆罗洲开采金矿，二发苏丹却把他们当作开采金矿的矿工，残酷对待他们，引发了反抗。经过这个事件，苏丹改善了方式，把部分金矿开采权用租赁方式交给华人矿工开采。“罗芳公司”是一个开矿营利的根据地缘的民主会社组织，它有一整套管理行政机制，有法庭、监狱和武装军警，人们常把“罗芳公司”说成是一个国家。
1816，荷兰重新从英国手中取得了它在东印度的殖民地，想方设法夺回婆罗洲。荷印政府对华人经营的金矿非常有兴趣，荷兰人付了五万荷盾收买三发苏丹，取得他的同意，荷兰派遣军队企图夺取华人金矿，遭到华人武装反抗。华人对付荷军的策略是切断供水，在井水和河水中撒下毒药，不少荷军中毒死亡。华军也切断荷军的粮食供应，最后，荷军遭挫撤退。荷军撤退也因为要集中兵力对付1826年开始的爪哇战争。到了1854年，荷兰人控制了海上交通，成功地打败了罗芳公司的军队，罗芳公司被解散。
以上历史记载证明，当时华族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移居来努山打拉群岛的华人，并没有殖民和控制这片土地的企图。甚至像郑和率领强大的舰队，武器装备优良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欧洲人舰队，但郑和只是进行亲善访问、进行贸易、文化交流、传播伊斯兰教，向保护区收取贡品。华人和平的生活和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他们大多数都是单身的，后来与当地原住民妇女通婚，他们的后裔称为侨生华人（巴巴）。他们的文化传统技能，在当地融化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侨生文化或巴巴文化。他们也使用当地语言或方言交流。
除此之外，华人也带来了种植技术，对当地农业生产作了巨大的贡献。1750年首次使用二三头牛拉动的碾米器使碾米提高到每天五百吨,过去的春米方法每天只有一百吨。他们也带来脚踏灌水方式，椰汁、型耕、制盐技术等等华人教导原住民懂得缝纫。针制品的衣裳首次也来自中国。华人也介绍种植花生豆、青豆、黄豆、西瓜和染色的蓝锭叶的方法。1611年华人带来使用大米发酵的酿酒方法。从绿豆和黄豆制作豆芽菜，豆腐，豆瓣酱和酱油。
荷印政府后来实行隔离政策，强制华人居住在指定的地区（居留法今——wijkensteisel），将华人和当地居民隔离开来。华人要离开居留区必须拥有通行证（通行证法——passenstelsel），违反者就被控上法院（politie roll——没有辩护权的法庭）。为了便于分辨华人，禁止华人使用土著或欧式的服饰。荷印政府最突出的隔离政策，是将荷印居民分三个等级，第一是欧洲人包括欧印混血儿；第二是东亚人包括华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亚洲人；第三是土著居民。这个1854年条例规定这三个等级的居民必须遵守不同的法典。但是，在商业上华人必须遵守荷兰商业法。而在刑事法上，华人的地位却和土著相同，审查刑事案的是地方法院（landraad或politie roll）。
1900年3月17日，在巴达维亚城成立了傅竞克领导的中华会馆。这个侨生华人组织的宗旨，是发展中华文化、孔教和教育事业，目的要取缔当时流行的赌博习惯和办丧喜事时的铺张浪费。一年后（1901年）中华会馆在巴城开办华校。许久以来，荷印政府从来都不重视华人子弟的教育，中华会馆开办的华校是倾向中国大陆的，它很受到华人的欢迎，在短期内其他城市也办起华校。荷印政府担心华校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开设了为华人子弟就读的荷文学校（HCS，Mulo，Kweekshool等）。荷印政府成功地把华人分化成亲中国派（新报）和亲荷兰派（中华会）二个派别。
中华会馆的成立，推动了侨生华人祖辈的民族主义精神，也影响了土著阶层。中华会馆作为荷印时期的新型组织的成就，推动了至善社、伊斯兰商业联盟（后来改为伊斯兰联盟）、穆哈末地亚和其他团体的建立。
荷印殖民政府看到这个不利的局势后，加紧执行隔离政策，不仅隔离侨生华人与土著居民的关系，也隔离侨生华人与新客华人。1910年荷印政策颁布WN0条例，宣布出生在荷印的华人是荷印属土公民，不是荷兰王国公民。
十九世纪末期，侨生华人已经积极创办印务馆，出版华人马来语或巴达威马来语的故事书籍。他们也出版了各式各样许多报章，这个时期称为华人马来文学和华人马来报章诞生的时期。这个华人马来文学的出现，是比1918年成立的Balai Pustaka社（出版旧式文学的出版社）更早。像《新报》和《竞报》这类华人马来报章周刊之类的媒介，进展得很迅速，也维持了好几十年。
1928年10月28日，以“一个民族一个语言和一个祖-印度尼西亚”为决心的青年誓言，第一次高唱《大印国——度尼西亚》歌曲。在这个青年誓言的仪式里,有几位华族青年人参加,这证明了在民族独立运动初期,有一群华族已经参与和关心印尼民族的命运。
为了感谢华人马来报章经常刊载独立运动领袖的文章以及尊重和争取华族的支持，1928年独立运动领袖们同意从此开始，他们只用“中华”这个字眼来代替“支那”以称呼华A。
1932年，正当华人社会分裂成倾向中国和倾向荷印政府二大政治派别的时刻，在泗水成立了由林坤贤领导的印尼中华党，它的观点和使命是争取印尼独立，脱离荷兰殖民统治。
这再一次证明，在华族社会已经产生高度的民族主义政治觉悟，它与印尼民族其他组成部分共同争取从荷兰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日本占领时代初期，苏加诺和哈达这些领袖向日本占领军妥协，而一部分华族积极进行反日地下活动，有大本营在玛琅的秘密组织“中央海外挺进队”。这个组织由叶甫金领导，有8000名成员，其中有400名印尼人，散布在爪哇岛和马都拉岛。它有两个电台，与在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联络，进行了多次成功的破坏活动，其中破坏火车车轨、切断飞机场的电话线网。搜集情报，把情报提供给重庆的国民政府。后来，这个秘密组织被日本情报机关破获，没收了二台通讯设备。叶甫金成功逃脱，这个秘密组织成员是新客华人。也有许多侨生华人反抗日本的地下活动，在日本占领初期，他们和荷兰人并肩抗日本统治。在泗水有哥林医生和黄中一组织的地下活动。在茂物和巴城有费尔逆（wernick）、蔡德发、李明玉的组织。它的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向在澳洲的同盟军总部报告，它搜集日军活动、岗哨、运输、集中营俘虏、舰只活动等等，也筹备和输送武器、电台零件、发射台和提供通行证。在巴城的总部设在明士库，在茂物总部设在彭土库。由于缺乏经验，1942年底被日本谍报部侦破，李明玉和蔡德发被捕，他两人受到严刑拷打，蔡德发后来在安卒被斩首处死。
1945年，林群贤、黄添水、黄长孝、陈英华、叶全明五名华人参与起草共和国宪法。他们是独立筹备工作调查机构（BPUPKI）成员，其中叶全明成为独立筹备委员会（PPKI）成员。
在反抗荷兰殖民者企图重新占领我国的保卫独立武装斗争时期，不能忘记华族的作用。他们输送粮食，从新加坡私运武器供给游击队。
1945年11月，反抗英军的泗水战役，华族青年起着不小的作用。雅加达《红白报》记者曾在梭罗城讲述他在泗水战役的经历，说有一位华族领袖在泗水电台演说中痛诉英军对付泗水人民的暴行，这个演说内容是要告诉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重庆电台在响应广播时呼吁华族青年与印尼人民并肩作反抗英军的暴行。华族青年男女受到重庆电台的宣传鼓战舞，组织了自卫队，他们抢夺武器、奔上前线，反抗英军侵略在这个战役中，遭到英军炮轰伤亡的有上千名华族。
苏加诺在1945年11月12日,讲述水战役时说：几百名华族和阿拉伯族遭到枪杀和重伤，在印尼方面的牺牲更大。我强烈抗议使用现代武器来对付没有抵抗能力的城市居民。
应该记载的是，在保卫独立的政治斗争中华族的贡献在夏立尔第二内阁中，陈宝源法学士被委任为华人事务国务部长。在阿米尔·夏立夫丁组织的内阁中，萧玉灿被委任为代表华族的国务部长，民族党的王永利博士被委任为财政部副部长。在莱费尔战舰举行的谈判中，蔡锡胤博士成为印尼代表团成员。在海牙圆桌会议，哈达博士委任沈基爱博士为印尼代表团顾问兼成员。
1950年2月15日圆桌会议后，印尼联邦共和国（RIS）议会有六位议员是华人，萧玉灿和叶全明硕士代表共和国政府，陈金陵法学士代表印尼国，陈文安工学士和蔡士伟法学士代表东爪哇国，钟凌生代表西加里曼丹国。
在议会民主制时期（1950-1959），有8位华族成为临时议会议员。他们是，萧玉灿，陈文安，陈宝源，陈金凌，蔡士伟，钟凌生（1954年8月由张康顺代替），钟丁雁和全明（1954年8月由温金杜代替）。
在阿里沙士特罗亚米佐约第一届内阁，黄英地博士被委任为财政部长，李捷登被委任为卫生部长。1955年大选后国会华族议员有，黄贞贤（玛苏米党），陈温洪和陈金龙（伊联），钟丁炎（天主教党），李博如（民族党），赵迪俊（共产党）和洪江烈（国协）。在制宪会被选为议员的是萧玉灿、黄自达、叶添兴、吴建传、林坤贤、黄博江等等（以上是国协代表），温多尼（民族党），黄海俊和陈粼如（共产党）。
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1959-1965），萧玉灿被委任为代表专业人士的互助合作国会议员。后来在第四届工作内阁二项命令内阁和改组的二项命令内阁，黄自达被委任为总统助国务部长，大卫·陈义被委位为改组的二项命令内阁工程和结构部襄长。
1950年建立了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的华族选择了印尼籍或中国籍。选择印尼籍大多数是侨生华人。选择中国籍的是新客华人。但是在新客华人中也分成亲新中国派和亲台湾派，亲台湾派选择无国籍。这种分裂派别也反映在媒体上，即亲新中国的是华人版的《新报》和《生活报》，在印尼移交政权初期的创刊期，它们是支持印尼共和国的。而亲台湾的《天声日报》是荷兰时期由在印尼的国民党人出版的。后来台湾支持“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PRRI）和“共同誓约”（Permesta）叛乱，在印尼的国民党被禁止活动，亲台湾华校被关闭。
在议会民主时期（1950-1959）和有领导民主时期（1959-1965），国籍协商会（1954年成立）的政治作用是不可抹煞的。它是代表华族的最大团体，它争取华族正当权益和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国协积极协助自愿选择印尼籍的华人，也开办学校、大学，为需要教育的华人子弟，特别是政府条例必须为离开华校的华人子弟提供就学机会。
在解决“华人问题”上，萧玉灿、吴建传、黄自达领导的国籍协商会支持民族建设（Nation Buiding）和主张结合（Integrasi）理念。这个理念主张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不追究种族来源的公民平等权利和义务，让华族完整地结合在印尼民族的母体里。结合理念赞成印尼民族的多元化，这是符合印尼民族独立先驱们提倡的“殊途同归”口号。印尼民族是由各种不同的族群、人种和各自不同的宗教、文化组成的，它认为只有在实现了没有人剥削人、没有多数派压迫少数派的社会，才会出现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
国协在冷战时代的发展过程，使它面临各种力量争夺的困境。主张结合理念的国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站在执行政治宣言和纳沙贡团结政策的苏加诺总统这一边。由于支持苏加诺总统的政策，国协自然而然地站在当时“革命力量”阵线，和民族党、共产党、印尼党、贝蒂党、天主教党、伊联、伊盟党等等，一道为争取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印尼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政党，尤其是印尼共产党一贯支持国协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不论在国会或其它论坛，舆论界或者在政治事件中。印共谴责万隆和西爪哇其它城市发生的1963年5月10日种族主义事件。这些现实使得许多华人、特别是国协的会员和支持者同情共产党、印尼党和它们属下的群众团体，并且加入这些团体。九三0运动事件发生后，像其他政治团体和政党一样,国协遭受苏哈多军事集团残酷镇压。
那些过去在中华会、受荷兰教育的侨生华人，不同意国协的结合理念，他们主张全面同化论。1963年3月24日，他们在雅加达发表同化声明，认为少数种族问题只能积极进行一切领域的同化途径，才能得到解决。声明的签署者是十位知名的侨生华人，其中有一些是国协的创办人，但在1955年退出。这些签署人是钟丁炎律师、伊惹明发、罗祥贤硕士、王福涵、刘全道和欧阳炳坤。1961年1月13至15日，在中爪万东安（安巴拉瓦）举行了民族觉醒讨论会，会后发布了《同化宣言》。这个宣言签署人有30名，其中有王福涵、刘全道、郭华源（郭建义父亲）。
为了实现全面同化理念，抵制国协的影响，全面同化论者在1963年成立了民族统一辅导结构（LPKB），主席是王宗海法学士、海军中校。他们得到陆军领导和政治人物的大力支持，像哈梭诺中校、依斯玛·韩巴利上尉、苏那利约法律教授、拉弟约斯·伯拉威罗硕士、佛兰合达硕士、罗斯兰阿都卡尼、哈里詹、惹哥·苏卡尔诺等等。民族统一辅导机构的纲领之一是在一切生活领城实行全面同化，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通婚）五个领域。九三0事件发生后，在新秩序政权颁布了各种旨在禁止华人文化、传统习惯、宗教和文化的措施和条例，这个机构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秩序执政32年间，把华族从政治领域隔离起来，对所有怀疑参与九三0运动和印共的人，包括国协和其它华人团体的会员和支持者，进行了逮捕、迫害和屠杀，给华人社会造成一段很深的创伤。国籍协商会成为恫吓华族远离政治领域的借口，用“支那”字眼来代替“中华”称呼华人，禁止华人公开举行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仪式，禁止使用华语和华文印刷品，改名换姓。这一系列旨在摧毁华族自尊心措施后，只让华人在商业领域活动。
当时是有一小撮华人在政治上活动，他们只是团体的财政或筹款人而已。有几位华人积极参与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治行动，像林绵基、林绵昆二兄弟、哈里詹、苏福义。但不久苏福义对苏哈多专政权非常失望，他成为反对派，年轻的苏福义后来在一次登山运动事故中身亡。林绵基、林绵昆、哈里詹参与和主持“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新秩序政权建立后二十年内，在阿里·穆多波和苏惹诺·胡玛达尼领导下，对秩序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林绵昆转从商，成为富豪，是由华人富豪参加的“誓愿效忠基金会”的发言人。苏哈多总统下台前，郭建义突然离开这个基金会，参加民主党后来民主党发生纠纷，他支持受到统治者抵制的梅加瓦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