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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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其活动概略
蔡仁龙
一、
日寇铁蹄南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侵占了印度尼西亚。在日本占领期间，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即现西加里曼丹）等地区的广大爱国华侨曾和印尼人民一道组织了地下抗日组织及开展武装斗争。“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简称“西盟会”）是组织较早，规模也较大的一支抗日组织。西婆罗洲广大抗日志士和爱国华侨及印尼人民遭到日寇的大屠杀也是整个印尼规模最大和最为残暴的。但是至今，对“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广大爱国华侨抗日活动事迹，除了个别文章中三言两语的道及外，都没有任何的较详尽叙述及真实记载过。笔者当时居留在西婆罗洲山口洋，耳闻目睹，亲历了其中一些事实。近年来，笔者又向当时一些“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组织者和参加者进行了调查访问，现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其一些活动情况整理于下，供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的同志们参考，想必是有意义的。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在1941年12月8日，以日本海、空军对美国珍珠港采取突然袭击开始的。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南方军早已布署好对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进军。日本陆军派第二十五军和第三航空集团担任攻马来半岛；派第十四军和第五航空集团担任进攻菲律宾；派第十五军担任进攻泰国和缅甸；派第十六军担任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日本南侵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掠夺东南亚地区的石油、橡胶、椰子、铁矾土、锡等战略资源，以支撑其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和称霸亚洲的迷梦。荷属东印度是这些重要战略资源的主要产地，特别是石油。
早在1940年2月，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曾向荷兰政府提出了一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放宽贸易限制，扩大日本人在荷印经营企业的便利，放宽对于在荷印日本商人雇佣人员和工人入境的限制等等。1940年5月18日，日本又向荷印当局提出了一项书面要求，规定了日本要求荷印供给它包括比以往它从荷印进口的数量多得多的铁矾上、石油等在内的十三种原料、资源的最低限额。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对荷属东印度早就有觊觎之心。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发动空袭珍珠港的同一天，在马来半岛东岸的宋卡（Singora）和哥打巴鲁（Kota Baru）等地登陆。只一个月即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1942年2月8日，日军登陆占领了新加坡，2月15日，英国远东军司令珀西瓦尔同日军山下奉文大将会谈，这个地区的英军终于无条件投降。
日军在进攻马来半岛的同时，也调遣了一支部队于1941年12月先占领了荷印重要的石油产地婆罗洲（现称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现称苏拉威西）。然后这些部队，从马来半岛和西里伯斯岛东西两面夹攻爪哇。婆罗洲日军则在北面阻击。1942年2月14日，日本陆军空降部队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降落，由今村均率领的第十六军在2月17日轻易地占领了该地区。1942年2月28日，日军分别在西爪哇的孔雀港，万丹、南安由等地登陆，3月5日即占领了荷印首都巴达维亚（即现雅加达），3月7日占领了东爪哇首府，荷印最大的军港泗水，3月9日，荷军即宣告投降。从此整个荷属东印度便处在日寇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开始了三年八个月的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生活。
二、
日寇侵略荷印军败退
根据1930年荷印政府统计局统计，西婆罗洲人口共八十二万七千八百九十八人，其中华侨人口为十万零九千三百一十七人。主要的城市有首府坤甸（华侨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人）、山口洋（华侨三万七千八百七十二人）、吧哇（华侨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一人）、上候、道房、三发、邦戛、松柏港新党等皆有为数不少的华侨。1930年调查以后,因战争影响没有再进行统计过。1949年2月西加里曼丹当局公布了1948年人口调查情况，据统计，全西加里曼丹已增至一百一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七人，比1930年增加38万余人，18年来平每年增加两万余人。1948年华侨则增至二十万三千三百零五人，即比1930年增长了一倍,平均每年约增六千余人，剔除在日寇统治时被屠杀及自然死亡者外。据此推算,在1941年底，日军侵占西婆罗洲时,全洲华侨人口约16万人左右。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在1941年12月19日派飞机9架轰炸西婆罗洲首府坤甸为其侵占西婆罗洲开路的。当时曾投下大量燃烧弹，使坤甸市顿成火海，然后回旋扫射约两小时，死伤约两千余人，其中95号为华侨。不久即派日本陆军登陆。当时驻守西婆罗洲的荷军及其组织的荷印保安队（有华侨及印尼人参加）虽组织了一些阻击，但终于在势单力薄、赛不敌众的情况下迅即败退。日寇法西斯长驱直人，不久，即占领了整个西婆罗洲。在日寇侵入前夕、广大华侨及印尼人民多已逃至农村及山区避难，过着吃木薯，椰子等杂粮的生活。城镇荒凉，物品奇缺，日军为了支撑其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用各种强制的法西斯法今及到处搜捕来强迫印尼人民及华侨迁回城镇，组织了日伪维持会等以维持其军队的供应和全洲的社会生活和秩序。由于日寇法西斯的残暴统治，西婆罗洲的爱国华侨和先进分子，于1942年秋由贝震寰、刘云天、李道夫、陈强、谢水金、吴金乡六人发起，在山口洋进行秘密商议后，进行地下串联活动。先后与各地区各种派别的分散的抗日力量进行联系，密切合作，酝酿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当时在西婆罗洲地区还有如下几支抗日力量：
(一)由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山口洋的企业家，黄能昌的长子，据说其父过去曾开发过金矿，有矿山及一些橡胶园、椰子园等，全家笃信天主教，大战前与荷印政府关系密切，黄春枝也曾是荷印保安军山口洋地区负责人之一）等领导的原荷印散兵及荷印保安军散兵。这部分人大部分隐藏在三发县三发河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人数约两百人左右。
(二)由李石祥（山口洋商人，爱国华侨）冯传旺领导的原抗日白卫团部分成员。他们原是在日寇侵占西婆罗洲前，由华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等组织起来抗击日军侵略的。此外还有各地和他们关系密切和领导下的华、印中上层人士。
(三)由原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主任委员李华照、黄聚安等领导的国民党员搞的反日活动。
(四)曾与北婆罗洲伍禅、林立信、陈绍棠等人领导的抗日组织联系。
1942年底，经过了两、三个月的串联及筹备工作以正式成立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市。主要负责人有陈强、李道夫、许宜陶、刘云天、谢水金、贝震寰、吴金香、贝翰香、邬松风等。其中除邬松风是天主教徒，当时山口洋市中小学教员外，其他都是思想倾向进步的无党派人士，大都是华侨学校教员和商店职员。
“西盟会”正式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开展活动。
在西婆罗洲的主要城镇及农村地区成立了十五个“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分会。这些分会其负责人如下：
1，坤甸分会，人数三百余人，主要成员是铁工厂、木材厂等工人，负责人李禄、黄松海。
2，松柏港分会，人数百余人，主要成员是椰园工人和椰农、店员。负责人温又暖、杨官声。
3，喃吧哇分会，人数五、六十人主要成员是椰园工人和椰农、店员，负责人许雄伟、林德明。
4，百富院分会，人数四、五十人主要成员是渔民椰园农民和工人，负责人林树荣，施壁钦。
5，大完肚分会，人数五十余人，主要成员是渔民，负责人游春秀等。
6，把西路下横分会，人数四百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华农，负责人黄耀光、范乱等。
7，山口洋分会，人数约三百余人，主要成员是店员运输工人、小商贩、教师和部分青年学生等，负责人黄云富、陈景文、南宗、林萍、张蕴略、张壁城等。
8，港坪分会，人数七、八十人，主要成员是椰农、渔民、负责人萧纪华、李国良。
9，文岛宜分会，人数约一百人，主要成员是渔民、园农民，负责人叶茂秀、陈瑞荣、古吉力人，卢俊元等。
10，邦戛分会，人数约二百人，主要成员是渔民，小商贩员、教师、运输搬运工人等，负责人黄略汉、何志雄、唐顺水等。
11，三发分会，人数约数百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店员，负责人宋晋康、傅孙瑶等。
12，自芒头分会，人数五十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负责人黄火胜、黄添发等。
13，孟加影分会，人数两百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负责人陈纪祥、林天水等。
14，福津分会，人数五、六十人，主要成员是农民负责人张阳、魏石华。
15，百万突分会，人数五十余人，主要成员橡胶园工人小贩，负责人钟家济等。
除上述分会外，还在其他一些乡村和市镇设立了一些联络站，人数五、六十人不等。全体成员总数在三千五、六百人左右。
三、
西盟会积极活动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成立后，除积极发展组织:建立各个会外，它的活动可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942年秋成立起，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时为止，这阶段的主要活动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 建立武装根据地，开展对日寇的武装斗争，破坏和袭击日军的交通运输和供应，对日军驻地和伪警察署或巡逻队等进行袭击等。但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武装战斗。当时“西盟会”建立了两个武装根据地。一是把西山区根据地。这是“西盟会”的武装斗争组织大本营。在这里收集储藏了枪枝子弹、粮食等物，训练武装人员（包括隐藏被日寇通缉的各方人士）。把西山区的武装队伍称为“中国义勇，负责人是李道夫、黄耀光、黄聚安等。主要在坤甸军”山口洋公路及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活动。“西盟会”刚成立时，仅有爱国华侨张伟邹捐献的一支重机枪和三支自动步枪（黄春枝家捐献）、五枝左轮手枪及十余个手榴弹。这些都是原荷印保安团成员留下私藏后捐献出来的，此外尚有十余支土制猎枪。
第二个根据地是三发河流域根据地，这是由原荷印军散兵负责人巴帝辛和黄春枝领导的。这里原有两百余人，几乎人手一枪，还有一部收发电台，装备较为充足。主要在三发、邦戛水陆两地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活动。后来，黄春枝被日寇逮捕后，这个根据地的武器都转归“西盟会”所掌握。此外，李石祥系统的保卫团成员在荷印军撤走后也留下部分的枪枝弹药。同时，“西盟会”还积极派人到西婆罗洲和北婆洲交界硕莪山区收购英军败退时落入民间的枪枝，以及三发、孟加影等地分会游击队袭击当地警察署，缴获当地警察部队的全部武器来武装自己。因此，据不完全统计，“西盟会”后来拥有的武器有重机枪四挺，各种步枪、手枪约二千支、手榴弹数百颗，子弹近万发。
(二) 积极开展抗日和反对德、意法西斯的宣传活动。“西盟会”利用电台，经常收听澳洲电台的国际战事广播，将收听的新闻，世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战果，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胜利战果，印成传单进行传阅和散发，或向各分会队员并通过他们向华侨宣传，同时经常揭露日寇屠杀华、印（尼）各族人民的法西斯暴行，号召全体华印（尼）人士，团结对敌，打击日寇，不和日寇法西斯占领军日伪合作，鼓舞华、印（尼）人民战胜日寇法西斯的信心，这方面也收到相当的效果。
(三) 收容和保护抗日分子和其他政治犯。对被日寇追捕的抗日分子及同情者，以及荷印时代的军政人员，尽力协助他们脱险，并根据不同情况,转移到根据地或北婆罗洲等安全地区安置，对他们的家属也是如此。对生活等有困难需协助者给予适当解决，与此同时，积极进行锄奸活动。“西盟会”组织了“肃奸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负责清除汉奸、特务及其他日伪走狗。根据当时各地掌握的敌情和群众公开检举揭发，据不完全统计，仅山口洋、邦戛、孟加影一带就逮捕了罪证确凿、民愤较大的汉奸特务近百人，由“中国义勇军”进行逮捕、关押和审讯。到日军投降后，西盟会武装复员时，将这些人移交给重新接管西婆罗洲政权的荷印军看管。
总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成立后，虽没有组织较大的和日寇占领军的正面战斗，但对于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反对日寇在西婆罗洲的法西斯统治，打击日寇的器张气焰，牵制他们的力量，削弱他们的后方供应根据地等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正因如此，日本法西斯占领军对“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华印（尼）人士的团结抗日活动，吓得要死，怕得要命，恨之入骨，千方百计的派遣许多暗探特务进行暗查和侦察。由于这些汉奸、特务无孔不入的猖狂活动，和抗日组织人员的缺乏经验及丧失警惕，招致了日寇法西斯在西婆罗洲进行了三次震动全印尼的规模空前大逮捕和大屠杀活动，被捕的华印（尼）人士约三千余人，其中华侨约一千五百余。
日寇法西斯大逮捕大镇压
这几次大逮捕的情况简述如下：
第一次大逮捕发生在1943年2月13日。
1943年2月13日的西婆罗洲各主要城市坤甸、邦戛、三发、喃吧港、松柏港等地的印尼人民及华侨，像往常一样七时左右早饭后，商店陆续开门，教师和学生正赴校上课，公务员正在上班……这时，由日本占领军宪兵司令部派出无数的警察、特务、爪牙按照他们手上的黑名单，挨家逐户地到要捕的华印（尼）人士家，通知他们立即跟随来人到指定地点“开会”，日本军方将有事情“通知”和“训话”等。当时，接到通知的华印（尼）人士对这一异常手法，虽表惊异但却没有高度警惕，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神秘而恐怖的大逮捕活动。因此他们都只身穿一套普通衣服，没有携带任何其他生活用品，也无和家人作任何告别的情况下随同来人去了。到了中午时分，家属才发现这是本市（地区）普遍的情况，被叫去的人大都是工商业、文化教育界包括日寇维持会的一些上、中层知名人士和负责人、爱国华商教员等，既不知他们到何处，更不准任何一个回来，后来家属通过到有关机关追问，才知他们全部已被拘留逮捕了。第一次西婆罗洲大逮捕大多就是用这种诱骗的诡计进行的。这次被捕的华印（尼）人士有五百余人，都是中上层人士，和荷印时代的一些官员。被逮捕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不知他们拘留何处，犯了什么罪和命运如何？从此杏无音讯，下落不明，日寇法西斯占领军对此逮捕也缄口不言。
第二次大逮捕活动发生在半年以后，即1943年农历8月3日。这次是采取赤裸裸的法西斯恐怖的野蛮逮捕方式，和上次回然不同。8月13日凌晨，各地不少城郊农民正拖着一些农产品到市场赶集以换取一些生活日常用品。由于这是中秋节前夕，所以比平常较为热闹一些，但当他们准备进城时，各人城要道三叉路口都有日军站岗把守，不准进城。原来昨晚已宣布各地戒严，进行了大逮捕活动，直到凌晨仍在进行。这次逮捕活动都由日寇宪兵军警人员亲自出面，在特务汉奸的带领下按照名单驱车挨家逮捕。到被捕者家后，即将其往处包围，敲门冲入去后，立即用麻布袋或面粉袋套在被捕者头下扎紧，双手反绑推入汽车拉走，因此不少被捕者当时刚从床上起来，只穿一条背心和内短裤，也没穿鞋子而被绑走的。那天西婆罗洲各城镇一片白色恐怖，没有一家商店开门，马路上也几乎无人行走。这次由日寇特种部队（属海军陆战队）在全西婆罗洲逮捕华印（尼）人士约一千余人。
这次逮捕事件后、由日寇占领军主办的在坤甸印刷出版的西婆罗洲唯——家中文日报《西婆罗洲新闻》（四开版，和现在的《参考消息》一般大小）于1943年底刊登了大字标题的报导，说什么日本皇军破获密谋反对皇军，妄图成立“西婆罗洲共和国”的抗日组织，并刊出声言已被枪决的所谓“西婆罗洲共和国”首领黄业纯、江周纪等十二人的名单和像片，以及所谓被缴获的一大批枪枝（照片上排列了十几枝）子弹的照片等等。这样，广大的华、印（尼）人士及被捕者家属才深切意识到，亲人的真正“罪名”和生还回来的可能性是极为渺茫了。
日寇法西斯占领军对全西婆罗洲的大逮捕活动的最根本原因是日军在整个侵略战争中，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亿万中国人民及世界其他各地区人民的坚决抵抗，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中的不断失利和节节败退情况下而进行疯狂报复、垂死挣扎的一个表现。但其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西婆罗洲抗日组织对日寇侵略军的打击和被发现所致。
根据当时“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掌握的情报，第一次逮捕起因是因为隐藏在百万突村黄春枝橡胶园内的荷兰人夏格（原山口洋市土地局长）被附近的村民告密被捕，并且在胶园工人宿舍内搜到了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是黄春枝本人收藏的）。因此，作为胶园主人的黄春枝父亲黄能昌老先生也当场被捕（黄春枝当时不在该胶园内）。隔天，日寇特别警卫宪兵队即在全西婆罗洲各地进行了大逮捕活动。
第二次大逮捕的直接起因是隐藏在三发河中游由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领导，黄春枝接济的荷印军散兵一支十余人的小分队，被当地日寇驻军突然袭击并全部被俘。当天晚上，日寇特别警卫宪兵队就在全洲范围进行了大逮捕。被捕华印（尼）人士约一千余人。这次被捕的包括与“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关系密切，积极支持的黄石洋、冯传旺、李贵郎和黄春枝本人，还有黄春枝的胞弟黄华秀，黄春晖，以及黄春枝的妻弟谢石奎，妹夫萧水华。总之黄能昌、黄春枝全家的成年男子无一幸免。黄春枝的堂兄黄春发，堂弟黄耀能及其另一妹夫谢石金则由“西盟会”及时派人援救，转送入把西区根据地，幸免于难。这次被捕者中尚有不少是西盟会的同情者或与“西盟会”有过关系的人,如山口洋的李任苍、蔡枝、黄祥等,坤甸方面有蓝琼山、张恢原、凌祥隆等。潜伏在山口洋郊区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已直接参加“西盟会”）及其旧部十三人也在此次被捕。
对于日寇法西斯大逮捕的起因，最初也曾有过下述说法：有一天夜里，正下大雨，李石祥及战友在某橡胶园中挖起一部分枪枝转移到另一胶园中，不料由于警惕不够，被日寇一特务发现告密后被掘出，李石洋等即遭到逮捕。日寇怀疑有地下抗日组织，从而在全洲开始了大逮捕。《西婆罗洲新闻》日报上刊登的枪枝照片即是其中被掘出的一部分。
日寇在《西婆罗洲新闻》日报上登的所谓成立“西婆罗洲共和国”和查获的枪枝弹药等完全是捏造的。在被捕和公布枪决的所有十二名“西婆罗洲共和国”首领中，只有黄业纯和江周纪两人和“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有过关系。
黄业纯是西婆罗洲“合丰兄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是西婆罗洲第一流的工商企业家。在坤甸、山口洋、邦戛、三发等地都有“合丰兄弟公司”，拥有不少工厂、胶园、椰园、电影院、进出口贸易公司等。其弟黄业江则主持山口洋的公司和企业，山口洋最大一家电影院及唯一的制冰厂都属他所有。李石祥因生意关系和黄业纯、黄业江兄弟有联系。“西盟会”成立后，李石祥曾经向黄业纯、黄业江兄弟劝募捐款，接济“西盟会”。江周纪是荷、华混血种人，原任山口洋市政府秘书官，在荷印时期，和黄春枝一家即有来往，较为熟悉，日寇占领山口洋后，江周纪避难隐居在山口洋附近的福律镇郊区农村中，生活由黄春枝接济支持。因此这几个人知道西婆罗洲有地下抗日组织，其他十人则都是荷印政府时期的政府官员、医生或工程师等，和当时地下抗日组织不仅没有任何联系和关系，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种组织，因此可说是无辜的。至于照片中的枪枝弹药，则是日本侵略军占领西婆罗洲时，原荷印军自卫团撤退时丢弃的（荷军撤走后，日军登陆，由华印（尼）人士参加的荷印自卫团或保安团败退时，因害怕而在沿路村庄、水沟等地丢弃枪枝现象屡见不鲜），日寇把他们拍成照片公开登载，不过是作为大逮捕和大屠杀华、印（尼）人士的一个藉口和伪证而已。
第三次大逮捕发生在1944年秋。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是无论在中国、欧洲还是在太平洋等战场、世界各国人民反抗德、意、日法西斯的反侵略战争都在大反攻阶段。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已于1943年秋投降。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在苏联红军及英美欧洲等各国的沉重打击下在节节败退。日寇法西斯在中国，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及亿万人民的大力围歼，日寇法西斯在太平洋各岛的战场上也一败涂地,日本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1944年7月18日，担任日本天皇战时内阁总理、发动侵略战争整整四年之久的主要头日东条英机不得不被抛弃下台,换上了小矶国昭担任内阁总理，妄图苟延残喘。日本内阁头目的换马不等于政策有任何改变，而是更加疯狂的企图作垂死的挣扎，这次大逮捕也是这种垂死前挣扎的一个缩影。
这时，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由于前线惨败，兵员吃紧，因此印尼各岛包括西婆罗洲的兵力正不断被调往前线，企图挽回败局。但是他们是绝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因此为了镇住后方，发生了西婆罗洲规模最大的第三次大逮捕和大屠杀事件。
大逮捕的直接起因是当时北婆罗洲的抗日组织为了接济“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派了林立信押运一批物资（主要是布匹）到西婆罗洲，并准备购买一批药品运返北婆罗洲。这批物资和布匹顺利的到达了“西盟会”的抗日根据地。然后装运药品返回北婆罗洲，但是在途中经过距离山口洋六公里的沙垄港口时，被日寇特警队截获。被捕的搬运工供出货主姓名和地址，因此负责此事的“西盟会”负责人陈强和谢水金两同志同时被捕。“西盟会”组织得知消息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在事变后不到两小时，即安排护送林立信离开山口洋取道孟加影，越过华莪山区返回北婆罗洲，从而使负责押运的林立信幸免于难。当时，日寇虽然把这批药品当作“走私”商品处理（西婆罗洲在日寇统治时期，物品奇缺和昂贵，人们为了维持生活，因此各地走私粮、油、药品、布匹等等贩卖互通有无现象较普遍）。但由于林立信从北婆罗洲来西婆罗洲活动的情况，已被日寇军警特务侦察到，因此，在破获药品和运出事件后，除派大批特务暗探到处搜捕林立信外，也在全西婆罗洲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逮捕。这次被逮捕的华印(尼)人士约一千五百余人。除了多少数是参加“西盟会”抗日组织的成员（如陈强、谢水金等）外，绝大部分是商人、店员、工人、中、小学教员等爱国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