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转载 4：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其活动概略 2
被活埋两千多人 惨绝人寰
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占领西婆罗洲三年零八个月中，先后三次大逮捕了华印（尼）人士三千多人。除了第三次被捕者在日寇投降前夕内被打被饿或病得骨瘦如柴的三百多人被释放回来外，其余二千多人下落在那里呢？这个谜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几个月后才得到了解答。成千上万的被难家属们在日寇投降初期，都曾抱着殷切的期望和祈祷着被捕的亲人们能安然归来，然而血的事实终使他们的期望成了泡影。
日寇投降几个月后，才陆陆续续的传出，所有被捕者均已罹难！除部分在日本法西斯监狱中被审讯拷打致死或病死者外，绝大部分被活埋在坤甸郊区的榴连港机场和东万律机场。
笔者作为被难家属成员之一，干1946年2月16日曾随同山口洋市的部分被难家属们乘了几辆大汽车前往东万律飞机场亲自日睹了被难者活埋的现场及进行吊唁和祭悼。惨绝人寰的被难者们被活埋的现场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早在每次大逮捕后不久的一段时间，人们曾发现在坤甸山口洋公路上，在漆黑的深夜有过多次日军军用卡车装满东西，用帆布蓬遮盖得严严实实，上面坐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寇押运，既不知押运什么东西，也不知运到何处。现在真相大白。当时，被捕者即一个个被双手和全身反绑，扛上汽车，层层叠放，运到上述两个机场秘密集体活埋屠杀的。
东万律机场及其附近空地，因无使用，年久失修，原来到处杂草荆棘丛生，现在这一大片空旷地则到处是活埋人的大坑，每个坑长约八至十米，宽约三至五米，深五至十米。日寇投降后，已由“西盟会”会同一些地区的中华公会，派人对埋人坑进行了整理，即每个坑周围边缘锄一小沟，整成一个个坑形。但每个坑面泥土上仍布满了无数的头盖骨、四肢、肋骨等各种碎骨，以及无数沾满污血、血迹斑斑的破衣服碎布片，惨不忍睹。显然这些是被难者们在被处决和活埋前被殴打或和敌人搏斗致伤的标记，也是日本法西斯暴行的一个个铁的罪证。全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埋人坑，据说每个坑被埋三、四十至七、八十人不等。被难家属们见此惨状无不嚎淘痛哭，悲痛欲绝。但是谁也无法找到和认出自己的亲人，因此我们曾将布满坑面上的头盖骨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下，举行了简单隆重的悼念仪式。这些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的头盖骨而已，大部分尚埋在各坑的泥土下，据当时在场的一些住在东万律镇附近的侨胞们说，当时东万律及其附近都被列为禁区，这些埋人大坑也多是日军用枪枝逼迫下由被捕者挖的，然后日寇刽子手将他们一个个推进坑内，由于被捕者的反抗，因此，遇到枪托刺有的即开枪屠杀。在那些夜晚，凌厉的嚎叫声，划过长空，极为悲惨和恐怖。由于日军在周围进行警戒且又是禁区，因此长期无人敢去观看，直到日寇投降后真相才终于大白于世。
为了纪念这些被日本法西斯残杀害的华印（尼）抗日人士及爱国者，日寇投降后各地中华公会积极筹款在坤甸、山口洋和东万律、邦戛建造了四个“被难华印人士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这三个城镇。
下面是我们收集和了解到的当时被难者的一小部分人的名单，这是远远不完全的，希望知情者或被难家属继续提供。
(参考《印尼华侨情况》整理)
四、
抗日后的西盟会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第二阶段的活动是从1945年至1949年6月。
日寇投降前夕，“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根据当前的形势，曾讨论确定了当时的工作方针，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全面组织动员武装力量，分别进驻所有大中城市，监视日寇投降活动，保护人民安全。八月底盟军先遭部队代表（澳洲军代表）抵达坤甸，和“西盟会”代表会谈取得了协议，决定由西婆罗洲华印人士联合组成二十三人的“，负责接管日伪政权，华方代表十二人，由“保安委员会”，西盟会”指派，印尼方代表十一人，由当地各党派派出。正职由华侨担任，副职由印尼人士担任。实际上，盟军（英、荷、澳等军队）的目的是在荷、澳军队大批开人西婆罗洲中新接管政权以前，把“保安委员会”作为一个缓冲作用，从“你而阻碍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取得独立接管政权。安委员会”下设“保安队”代替警察部队，维持地方秩序。队员中华侨占 60%，由“西盟会”指派，印尼方面占40%，由印尼独立运动组织派出和伪警改编，队长以上的正职仍是华侨担任。
保安委员会”总会设在坤甸。中、小城市设分会共五十余个单位。全部所属保安队员约三千余人，约三分之一的队员配备有武装。“保安委员会”在日寇投降初期，在维持西婆罗洲社会秩序和治安方面起过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清查敌产。各地“保安委员会”下，设立了“敌产保管委员会”，每一委员会下设主任一人（华侨担任），副主任两（华印各一人）负责调查日伪军营物资，码头、仓库、银行以及政府机关设备等一切敌人财产，一一加以清点查封。
第三，清除汉奸特务及其他日伪走狗。上面已提到，这工作由“西盟会”单独组织“肃奸委员会”负责。
第四，调查登记日寇在三年八个月占领期间，主要是三次大逮捕中被惨杀人士名单及去向，被活埋地点，以及被难人士的财产丧失及其家属的困难补助、生活赡养费等善后处理工作。
这期间，在印尼各地，特别是爪哇，以苏加诺为代表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和印尼共产党人都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而斗争，而且已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印尼独立和印尼共和国的诞生。但是荷兰帝国主义并没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所觉悟，而仍企图卷土重来，再对印尼进行殖民统治。
1945年底，经过周密的准备和策划后，荷兰军队在澳洲军队的密切配合下，从海空两路大批开进西婆罗洲，接管西婆罗洲各地的政权。实际上是扶植荷兰帝国主义对西婆罗洲进行殖民统治，镇压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和扑灭“西婆罗洲后日同盟会”的抗日进步力量。这个做法和英帝国主义在马来亚及新加坡的做法及目的是雷同的。
荷殖卷土重来分化西盟会
由于荷军重新掌握西婆罗洲政权,而且极力拉拢扶植原亲荷派的势力和人员，对“西盟会”和华侨及印尼的抗日力量进行瓦解和软硬兼施的政策，达到其扑灭印尼民族独立运动，重新统治西婆罗洲的目的；而“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原来就是在抗日的前提下由政治观点极不相同的派别或集团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统一的，任何政党和坚强领导。日寇投降后，各派别或集团为了各自的思想倾向和利益也不可能一致。在此情况下，“西盟会”内部也急剧发生了分化。
一、思想倾向进步的一派（“西盟会”骨干）主张武装对抗，不让联军接管部队登陆，并联合当地民族独立运动力量，坚决反对荷帝的殖民统治。虽然这一派人数最多，实力最大，但由于经过三年多的战斗和艰苦生活，现在日寇已投降，认为胜利了，实现了和平了，这部分人中大多数成员多属农民、渔民、店员等，组织也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渴望回去谋生。因此正当西盟会代表与荷军司令部谈判，尚未结束，总会也未作出最后决策的情况下，不少武装队员即纷纷自动携械离队回家去了，从而失去武装斗争的支柱。
二、原荷印军的散兵，荷军登陆后，在荷印政府的号召和收留下，大都登记归队，并被改编调去爪哇等地区镇压当地民族独立运动。
三、以XXX等天主教徒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他们企图搞第三势力，事实上他们是亲荷派。他们开始公然反对建立联合统一的华侨社团“中华公会”和联合当地民族共同抗荷的原定计划。曾提出把“西盟会”改为一个定名为“民主同盟”（不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西婆罗洲共和国”，并马上印发共和国纸币等主张。“西盟会”领导机构和XXX等人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他们的主张被否决后，即撕下伪装的外衣，公然和荷军合作，公开和“西盟会”对抗。他们造谣诬蔑“西盟会”是共产党的组织，在荷兰殖民政府的支持下，他们把接收过来的“西婆印务馆”作为私产，擅自把原计划由坤甸中华公会主办的机关报《中华公报》改为《中华日报》。原来“西盟会”派他担任《中华公报》的社长兼总编辑，XXX即乘此而窃据了《中华日报》的大权。不仅拒登“西盟会”的宣传稿件消息，表面上是公正中立，实质上站在相反的立场，攻击反对建立华侨统一领导机构。为此，思想倾向进步的爱国华侨另行筹组出版了坤甸《黎明报》。
四、以李华照、黄聚安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党员，也拉出部分国民党员，到各地搞复党活动。战前中国国民党在西婆罗洲有坤甸、山口洋，喃吧哇三个直属支部，其他各城镇共有分部一百多个，人数不下两万人。当时中国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成了中、苏、英、美四大列强之一，广大海外华侨无不欢欣鼓舞，感到骄傲。但西婆罗洲地处偏僻，他们中间不少人并不大了解国内情况，不很清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结果。不少人受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蒙蔽，因而日寇投降后，他们乘势一度曾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公开抢夺侨团、侨校，并怂恿荷军逮捕抗日分子和拒绝恢复国民党籍的旧党员，诬陷他们为共产党，秘密组织收藏枪枝和印尼人民一起反对荷兰政府，搞独立运动，企图暴乱等等。国民党支部和这些人是“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后期的死对头，后来形成了西婆罗洲华侨社会中进步与反动，民主与反民主，爱国反蒋和卖国拥蒋的两大势力的斗争。
西盟会与荷殖谈判
由于“西盟会”内部四分五裂，荷军重新占领了西婆罗洲，急于全面掌握政权，十分害怕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更加扩大和发展，因此步步进逼。荷军先遣部队司令樊·穆克曾正面提出要求抗日武装立即复员，态度极为蛮。”西盟会”在当时的处境和条件下，不得已提出了复员的几个条件：
一、荷军进驻每一城市，必须事前三天通知当地“作-安委员会”，避免与所在地的保安队及“中国义勇军”发生误会，而引起冲突；
二、各地保安队要根据自愿原则改编为正式警察（包括各级警官），但只限于维持地方秩序，不能把他们调动去反对印尼独立运动；
三、对中国义勇军和自愿复员的保安队员，除补发人伍以来的工资外，并加发三个月作为复员费；
四、惩判日、伪特务和汉奸，西盟会逮捕的百余名汉奸特务移交荷军法庭进行审判:
五、赔偿荷军当年撤退进行焦土政策时被毁的华侨财产，
六、建立华印人士被难纪念碑，抚恤被难家属；
七、废除侨长制度（即加必丹制、老大制）及人头税，承认各地“中华公会”为华侨统一领导机构，对内有权处理华侨事务，对外有权代表华侨有关的交涉事宜等等。
事实上这些条件是带有妥协性的。荷军司令对上述这样一些妥协条件，为了达到他的总目标和阴谋，表面上表示接受，但又借故拒绝在《谈判纪要》上签字。“西盟会”代表也明知荷军方面言而无信、既使这样一些条件也不可能接受实行（果然后来只履行了第六、第七两条件，其他有的不完全兑现，有的根本不认帐）。但“西盟会”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势难坚持，各地保安会的一些胆小怕事的负责人也纷纷辞职不干。1946年初谈判后一星期，“西盟会”即公开宣布，抗日工作至此结束，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即日起开始全面复员…并号召全西婆罗洲各阶层侨胞成立“中华公会”，为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做好华侨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而努力奋斗。“西盟会”并通令各地分会把枪枝子弹和关押的汉奸特务交给所在地荷澳联军。
解散西盟会解散保安会
“保安委员会”总会也通知各保安分会，移交敌产和政府机关，并宣布解散“保安会”。从此“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组织表面上已不再存在。“西盟会”各地交出的枪枝等约一千五百多支，各种子弹数千发，尽管交出的是较旧的武器，一些较好的枪弹不少被武装队员自动私藏起来，总部也无法控制，但是，这不能不是“西盟会”后期犯的一个严重错误。虽然“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不是党所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而是华侨自发组织的一支抗日力量，由于没有经验，也没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政治路线，更没有完整的政治思想工作，加上日寇投降后荷印的政治军事压力及所处的形势和处境，以致造成在这种妥协条件下结束和交出枪枝弹药，这些是一个惨痛的经验教训。
1945 年底，“西盟会”决定解散前，其负责人和一些进步的抗日分子曾与“马来亚共产党星洲市委员会”取得联系。当时英帝国主义重新占领星马以后，也是利用威逼和利诱，当时马共在修正主义领导人莱特领导下，向英军交出了全部枪枝弹药，解散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放弃了武装，转为搞社会政党的活动。“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上述作法是否得到马共所指示不得而知，但至少，受到马共当时领导人及其作法的影响是很显然的。
筹组中华公会
1946年初“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宣布复员后，各地分会成员很快参加到筹组“中华公会”的活动中去。不到半年时间，全西婆罗洲各地的“中华公会”先后正式成立。总会设在坤甸，各中、小城镇共设“中华公会”分会一百多个，各地“中华公会”的骨干分子大都属“西盟会”的成员。
“中华公会”组成初期，主要任务是团结各阶层华侨，举办华侨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并教育华侨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反对荷印殖民政府战前“以华制华”的侨长制度，并全力做好被难家属的抚恤工作和华侨物资配给工作。因为战后初期，粮食、布区、糖、盐等较为缺乏，全西婆罗洲各地居民都实行按每户人口定量配给制度。这个工作对安定广大华侨生活曾起过一定良好的作用，各地“中华公会”一般都下设“中华教育委员会”统筹统办各侨校的复办和教育经费等工作，因此各地侨校不少统编为“中公”第一校、第二校、第三校等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外，还组织“中华青会”“中华妇女协会”等分别负责青年和妇女工作。大中城市的“中华公会”还下设有“工商部”负责华侨商业和劳工事务。在初期，各地“中华公会”成立后，战前华侨社会中的各个同业团体，各省籍或地区同乡会等帮派组织和社团，不再出现，国民党支部的党员人数也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二左右。
被迫成立锄奸团
但是，另一方面，“西盟会”复员后，尽管各地“中华公会”成立，并开展了各项生气勃勃的促进华侨团结爱国活动，而荷兰帝国主义在印尼各地也重新篡夺了抗日胜利的果实，掌握了政权，并且疯狂的镇压各地民族独立运动。西婆罗洲荷兰“尼加政府”站稳脚跟后，同样对争取印尼独立运动分子和华侨抗日分子进行镇压。西婆罗洲特别是山口洋等一些地区，荷兰驻军司令部接二连三地传讯和搜查原“西盟会”主要负责人，追查“西盟会”武器下落，一些积极的抗日分子被迫流亡到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原思想较进步的“西盟会”的负责人极为气愤，感到忍无可忍，因此联系了一部分人重新拿起武器，成立了“人民锄奸团”。负责人有刘云天、谢水金、贝翰香、林萍、古吉力人、周敬孝等。“人民除奸团”曾先后采取暗杀手段打死了张亮（汉奸、山口洋一个搞宗教迷信的神棍，其儿子是日军翻译，汉奸）钟国仁（汉奸，一间咖啡店老板）和打伤了赖森华、张锦松等七人。1946年8月29日，又打死了荷军侦探长阿目。第二天，荷军如临大敌，派水陆两路全付武装士兵，开到山口洋包围全市，逐家逐户强迫华侨下半旗为被杀的侦探长致哀。因绝大多数的华侨都拒绝升半旗,结果军警不断鸣枪恐吓，并开枪打伤十余人，捣毁不少商店，引起全洲各地罢工、罢市，与荷军殖民政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荷军被迫终于撤换了当军司令和警察总监，这就是山口洋的“八·三0事件”“人民锄奸”这种以暗杀手段来消灭一些汉奸特务的做法，后来受到批评纠正不过这也反映了当时西婆罗洲华侨对荷军及其爪牙和一些汉奸特务的切齿痛恨。“人民锄奸团”接受批评后于1946年秋解散。“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从此正式全部结束。
转载自《印尼华侨与华人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