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民族工作回忆 11 ：我在民族区的日子 3
惊闻930事件回坤甸联络回部队
我们逗留在这双勾月地区进行民族工作的一年多日子里，组织上没有派人来联系指导，我们也没有打通从印尼边界进砂劳越国内的交通线。我们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组织刊物，不了解外界的讯息。1965年9月30日，印尼事件后好久，我们才从华族群众处传来很不明朗的消息，也传来令人震惊的印尼政府不只取消了对抗大马，而且可能反转过来围剿我们的消息。
印军几十年来不曾到这一带巡逻，后来竞也派一队士兵来巡逻和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印军撤退后不久，集体讨论后，大家委派我一人去坤甸找组织领导。我到了坤甸，找到公会，发觉领导人都不见了。
遇见了保国，他竟说，我们的人员都已撤进边界了，尤其是双空一带，你还回来做什么？我不得已，只好单身只影地又搭船又走山路地倒回双勾月地区和同志们相聚。
1966年3、4月间,组织上终于派保林和华林，驾着挂尾船来接我们归队。这时，我们才知道砂劳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已经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和第二支队都已成立了。我们将回归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的大营地。
我们匆匆忙忙收拾好离开双勾月民族地区。群众知道我们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倒回来而流泪难过，群众痛哭难分难舍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而最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没有机会向老妈妈说明原委地告别。当年，我和陈燕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两姐妹，后来又似在空气中蒸发掉了，不知道她老人家想得开吗?她晚年生活又是怎样渡过呢？
可能这民族区距离边界较远，也可能我们民族工作干部太少了，我们最终放掉这一阵地，不曾回去过。
关于我在印尼双勾月民族区工作的情节，我的老友小李在他的《缅怀在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一文中有生动的记述，大家可以参阅。
第二阶段：武装军人的身份，宣传动员伊班群众
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于1965年12月12日成立。主持成立的有蔡瑞新副政委、世杰支队长、李鸿彬支队长等。
1966年4月底，在我们回到第二支队前，支队营地已建好各营房，做好许多准备。我们一行人回到支队营地后几天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和政训。
我们的军事训练是由维忠负责。我们小队的正队长是维忠，副队长是大虎，我担任盟组长。军训内容是整队形，操练，使用武器、爬行、爬单杆、夜行军、搞突击，包括全付武装训练，记忆中是好严格的训练，时间大约有十几天吧！
人民军第二支队算是较正规的游击队，备有两支中型机关枪，男队员是拿步枪或来福枪，女队员是拿Sten枪，都配有子弹。
军政训不久后，我们就离开第二支队营地，开去接近第二省的印尼边界进行民族工作，活动范围是近砂劳越边界的横江、板督一带。
边区民族工作兼搞粮备战
当时我们和印尼的军事统战工作还未真正决裂，我们还有许多同志还在印尼军领导的连队里。我们还能从统战部同志那里搞来一些米，罐头、盐和烟。我们民族工作者必须到群众区或长屋背回这些物质，尤其是盐，我们通常要负重行军一整天回到二支队，更要设立藏粮藏盐的秘密地点。
我们往返民族区，主要为备军粮而做出许多苦力工作。比如背盐，每一块四四方方，硬梆梆的有半公斤重。背二、三十公斤的盐比背二、三十公斤的米难背多了。盐很沉重，我们都感到很辛苦。藏粮点的同志每晚都要烧火来熏架上的盐块，因盐块一潮湿，就会化水溶解。
“930”事件后，印尼右派军人还在捕杀印共人员，还未腾出军力来对付我们，此时在民族区公开活动，我们是全付武装的，穿军装，背军包吊带，我拿sten枪，还配有手榴弹。我们上长屋宣传时，是公然表明身份，我们是反对大马政权，我们要国家的真正自治独立。他们当时也表态说支持我们，不满被外来马来人统治。
当时领导干部有蔡瑞新，杨平（杨传兴），陈世杰。这一次总算是有人直接领导我们了。
维忠、大虎、大山都会讲伊班话，我也已能讲简单的会话了。我们还是通过福利工作，如协助砍芭种稻，还有义务的针灸治病，来促进和民众的友好关系。同时，也不断宣传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总有一天我们要打回国内，争取国家的独立。
在宣传上，我们受语言的限制，但若我们能讲得深刻一点，我想他们也听不懂和理解体会不到。他们感觉不到什么是剥削和压迫，只要他们肯吃苦勤劳，高山森林任他们砍伐去种植，他们没有土地问题。他们几乎都是文盲，与世隔绝，过着半原始的生活。在没有遭受利诱，或镇压下，他们和我们保持很友好的关系，对我们是很热情的。
1967年底至1968年初，印军开始在边界地区围剿我们。我们人民军第二支队的大营地生活和自己的生产稻芭难于坚守。我们只能化整为零，分成多支小队分散活动。后来蔡秀明、老黄生等又分派到我这里来，经过重组，蔡秀明担任我队队长，我仍是盟组长。这小队只有我一个是女的。
敌情吃紧时，我们避免大白天上长屋、稻芭公开活动，多在森林地带活动。当时印军的军事活动并不多，我们在森林里活动还有相对自由的主动权。群众基本上还是同情支持我们，我们有时还可以和他们一起砍芭种稻。
1968 年年头，队员又增加罗卜，高金兰（蔡秀明的爱人）。这时马印联合围剿情况日益紧张，我和罗管严、韩必亚、月伦（都已牺牲）负责护送国内和印圻的第二支同志到马罗河畔的北加人民军总部和第三支的营地接受政军训，我们往返第二支和第三支好几次。这些路途并不远，大概两三天行程而已，所以不必一路上设藏粮点。
我们在人民军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的中间地带设立一个交通联络站，除了背和储蓄粮食，也兼搞民族工作。并专门护送二支队和二省来的部分同志到人民军第三支队接受整训。
这交通工作看似简单，但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务保沿途同志们的人身安全，行军路途也是辛苦的。通常凌晨四点左右就得开步走，需涉走一段冰冷的山溪水路，再绕过一座长屋，到达一座很高的山脚下，以后要争取时间马不停蹄地一步一步攀登这座又高又陡的山。走到中午才到达山顶，稍微休息才开始下山。当天还需继续攀登到另一座高山的半山腰处，才能停下来扎营过夜。隔天我们继续行军一整天，到达预定地点，我们把护送的人员交托给第三支队的交通员接邻过去，我们终于完成任务了。接下来我们三几人的交通组人员开始回头返回二支。
这一带群众种有许多果树，我们就会采些果子到半山腰处过夜。没有敌情时刻，我们心情轻松，视野开阔，远眺那重重叠叠的雄山峻岭，四面山头，轻雾萦绕，四周景色如此多娇，我们心情真愉快。在山顶上扎营后，我们甚至可以望到印尼那边Lanjak的鱼湖，群众在湖面上的渔船里照射出来的灯光一闪一闪的，真像流萤，闪闪烁烁，这样更美丽的晚景，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记得那时刻，广源就会拿出他的口琴轻轻的吹。广源和我同龄，都是异乡奔驰人，大家似乎都坠入忆乡曲中，这时后最会想念自己的亲人和家乡。接近群众区的子青芭，蚊子特别多，入夜后，我们赶紧要挂起自己的小蚊帐，我们躲在蚊帐里，这蚊帐也是当被盖了。这蚊帐其实是一条长沙龙，我们L形缝死了，在一头的顶端绑上绳子，提高挂起来，使不会覆盖在我们的脸上，一面使空气流通些，一面不会使蚊子隔着布咬叮到。
1968年3、4月间，我们护送林辉等过去第三支队时，正是榴莲盛产季节。我们还背了很多榴莲给他们吃呢！此时期，我们第二支队只留下一小组人员。我们接到指示，要我们去打麻雀战，以转移敌兵视线和牵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