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民族工作回忆 7 ：缅怀在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 1
缅怀在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
小李
珍娜最近突然到访，使我心中欣喜万分，因我们已30多年不曾会面，彼此全无信息和联络，欣慰大家都安好。心中也感慨万千，大家都是60几岁的人了。
提起往事，尤其对当年在印尼边区的伊班民族工作，始终难以忘怀。在珍娜的鼓励下，在回忆中，她也提供许多资料。回想我们当年一起搞民族工作的7位战友：我、珍娜、陈燕、丹莉、丁山、将来和新泉。我们当时是远离领导，有一年多的时间失去组织的联络下，依靠大家的团结、关怀，互相协助，在崇高的理念下，“敢”字当头，去开创民族工作。
经过深思，我要把这历史长河中的片断回忆写下来，不让它沉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让后人知悉这段历史过程，了解前人曾经这样奋斗过，并曾付出宝贵的青春岁月，甚至付出年青的生命！
我这篇文章，也算是对己牺牲的四位战友：丹莉（袁锦香）、丁山（郑汉辉）、将来（刘德方）和新泉温俊南的纪念吧！我们永远怀念您们！
（一）可敬的赖伯一家
1964年2月初，我和陈世杰接受组织委派到印尼西加边界的印境勿里当河流域双勾月地区去搞民族群众工作，同时也准备在那地区开辟一条通往砂印边界，能直通国内地区的路线，以备将来回祖国的路线。当时组织上只交待我们到勿里当河上流实勿岸地方找姓赖一家人，可能他们会帮助我们，以后一切工作生活就全靠我们独立自主了。
我和世杰俩人在坤甸找到一艘刚要去勿里当流域一带做生意的商船。我们和船主谈妥，我们表示要到双勾月实勿岸地方找一位姓赖一家，希望他帮帮忙。他答允后还偷偷笑，原来船主也姓赖，和赖伯还有亲戚关系。船主很热情又客气，最后连船费也免了。
第二天早上，船向卡江上流行驶了一整天后，抵达中途站，在实加罗市镇过夜，船家也在这里做他们的生意。隔天船再朝勿里当河口驶去，下午五点多抵达勿里当河口，船只又停下来过夜。
勿里当河口有座小市镇，华人有十多家在此经商，四周住着许多印尼民族。这里有小型的政府行政机关、警察局和医院。我们又再休息一夜，隔天又经过三小时多的航程，近中午时，船主就和我们说，你们要找的姓赖那家已经到了。我们向前一看，可吓了一跳，原来赖伯的房子是建在河面上的。这种水上人家在印尼卡江一带是随处可见的，毫不稀奇，可是在我们砂拉越就太少见了！
赖伯家人看到有陌生人到访，全家都跑出来，惊奇看着我们两人。因在这么偏僻地方是很少人客到访。经我们自我介绍后，屋主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屋里。我此时化名亚芳，世杰改名小杰。
赖老伯夫妇都已经60多岁的老年人，不过身体还健壮。赖伯的大儿子叫阿金，40多岁，有儿媳妇和两位孙子。小儿子叫阿华20多岁，最小女儿玉华，也20左右。他们都住在一起。其实赖老伯还有两位儿子，一位已成家立业在坤甸，另一位也成家并在双勾月下游地区做生意。
赖老伯很健谈，他透露他们在十多二十年前，从山口洋三发地方避难到此地定居，到底避什么难，他就支吾不肯说了。他还跟我们透露，在几个月前，我们有三位同志从这条来路，抵达他们家，而且还住宿了三晚后才下坤甸去。我们听后才猜测和体会组织上为何重视我们这个地区的工作。就这样，我们暂时留在赖老伯家里居住下来。一方面可以跟他们全家人搞好关系，再来也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双勾月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
日子匆匆过了一个月时间，世杰先回去山口洋向组织反映情况，并征求意见。这时只留下我一人。我就跟赖伯家人去稻芭做工或去找野菜之类。
赖家靠做一点小生意外，还靠种稻维生。赖老伯还经常带一些药品到长屋卖，或换取一些米粮回来。这正合我心，我就帮赖伯划船，背药箱，到长屋去或做点生意。这使我有更多机会和那里的达雅民族接触，他们的语言和我国伊班语差不多，因我通晓伊班语。不久，我就和这一带的达雅群众混得很熟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在赖家已经居住了半年，我还认赖老伯为义父，称他老人家为阿昌，意即父亲，赖伯母为阿姨。
1964年年尾，珍娜、陈燕、丹莉、丁山，将来和新泉同志陆续到来，骤间，赖家可热闹了，但赖家也容纳不了我们这么多人。还好赖家在河边还有一间放杂物的木屋，我们把它收拾清洁，就住进这临时的居所。
当然，我们体谅赖家的负担。我、珍娜、陈燕经常跟赖伯到长屋去，珍娜和陈燕有学过一些医药知识和针灸，她们为达雅群众针灸看病，群众无限感激，经常会送米粮给她们。其他几位同志也没有闲着，他们帮赖家到稻田工作，有时间也会去找山菜。
我们居住的这条河流，堪称鱼湖，就如这里人所说：“等锅水煮滚才去钓鱼还不迟”，这话虽夸张，但这河里的鱼确实非常多。我们的钓鱼高手珍娜和丁山，有时他们划条小船出去钓一两小时，就可钓到一两桶鱼回来。这里的水上人家，每户都在屋子下面的河水中装个笼子，把吃不完的鱼养在河水中。要吃鱼时，就去笼中捕捉活蹦活跳的鱼儿。野菜也容易找，不过米粮就很缺乏，经常闹米荒，有钱也买不到。
记得有一段时期，我们三餐都是米渗木薯或玉蜀黍当饭吃，这真是难为赖伯一家也跟我们一起受苦，但他们从来不曾有半句怨言。
不知不觉我们在赖伯家居住了几个月时间，大家都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好办法。几经讨论，我们认为应生活到民族中去，还应自立更生。我们决定搬到长屋去居住，何况这一带达雅群众和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赖伯一家也很赞成我们的决定。不过，将来还得同志留下来做赖伯去长屋做生意的助手；丹莉同志身体不好，也留下来负责当地的群众工作。
（二）民族工作的苦乐
1965年初，我们5位搬到兰沙长屋居住。兰沙长屋共有20多户人家，因为他们要重建造新长屋，旧长屋已全部拆平，因此每户人家都各自建造自己独立简单木屋（郎高）作为临时居所。这座长屋也是我们较有群众基础的，同时我在这里也早就认了一位干爹，此人名叫令奎。他是60几岁和他儿子媳妇及两位孙子同住，我们住进他的家。他们一家人很欢迎我们，也非常客气，因觉得非常难得的是我们华人会住进他们的家，那是他们的荣幸。
“郎高”虽小，但它有连建一间客厅，现在刚好成了我们临时住所。我义父也是靠种田及做些手工艺品换取米粮。不过他可算是多才多艺，他会编织各种藤篮和草席之类，还会打刀，同时也会制造火药及火药枪，真使人佩服，他的产品有的供出售，也有的拿来换米粮。后来我们和这里的达雅群众一起去打猎，也是用他制造的火枪，但是经常会走火，反把山猪吓跑。
为了生活和减轻群众负担，我们商量后，决定割树胶。我和新泉替我义父割胶，珍娜和丁山替另外一家叫兰那的割，而陈燕则帮忙收胶汁。这真是难为了我们这些不曾拿过割胶刀的年青人。早上五点多，天还未亮，寒风刺骨，我们戴了头油灯，提了胶刀，就往胶园跑。早上九点多钟就去收胶汁，最后压制成胶片，下午才松了一口气。我们所割的树胶片，二成还给主人作为伙食费，因我们在他们家住、吃、喝等。另一成我们作为购买药品和日常用品。
我们的刻苦勤奋和友善的态度给这一带达雅群众很好的印象。他们表示很钦佩我们，一闲空就自动来找我们谈天，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有什么好吃的就会送来或叫我们到他们家去吃。
珍娜和陈燕经常替达雅病人推拿和针灸。有一次，从另一座长屋扛来了一位看起来很严重的病人，经他们两人细心医治后，不久病人痊愈了。他们非常感激她们救命之恩。这样一来，珍娜和陈燕两人就大名远播了，从此到来看病之人络绎不绝。
在我们这组当中，只有我一人会懂得讲达雅语言，其他几位可一句都不懂，我就成为他们不可分离的沟通者。不过，他们几位都肯努力苦学，经过一段时日苦练，他们都会讲一些简单日常用语，不必只摇头和点头，我也轻松了许多。
时间匆匆过了近半年，我们帮达雅群众种稻、拔草、割稻，割好的稻谷，还帮忙用“拉笼”（一种藤制背篓）从稻芭背回甘榜去。两位女同志也和我们男同志一样，不怕苦，接受挑战，使达雅群众颇为佩服。
我们在这里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有欢愉之时。例如我们几位男同志参加他们集体狩猎，还有毒鱼和采蜂蜜，他们都算我们每人一份。他们的新年庆典，我们也去帮忙杀猪杀鸡，女同志则帮煮饭菜，做糕点。然后我们一齐聚餐庆祝，我们也到每一家去拜年，大家都欢欢乐乐，其乐无穷。
在政治工作方面，珍娜负责盟组长，一有机会我们就召集达雅群众坐下来漫谈。我们向他们解释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来避难，我们是要摆脱殖民地统治，要争取国家的独立。经过我们多次宣传，他们已开始明白，都很支持我们。
我们还特别去联络较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宣传我们的政治理想，我们有培养三位青年可做为我们的地方工作干部。他们积极联络村民，搞好团结。我们也教导村民在种稻，割稻及一些较繁重的工作时，大家能发挥互相帮助的精神，他们都很乐意接受，并做得很好。
兰沙长屋是我们的主要据点。当时我们所负责的工作范围，共有5座长屋。如牙来长屋共有30多户人家，芒吉长屋有10几户人家，另两座长屋是单容和把兰惹。珍娜、我和陈燕三人经常都有去那些长屋搞宣传和动员工作，也有在那里居住几天，并参加他们的日常工作和活动。所以我们和长屋居民感情都很好，很得他们的支持。
珍娜和陈燕有一段时间是居住在芒吉长屋，那里有一户人家，只有一对老夫妇无儿女。她们后来就认老人家为义父母，除了帮做家务，还去种稻。这对老夫妇可能年老又无子女，真把她们当自己女儿来疼爱和保护。她们俩人走到那里就跟到那里，怕被别人欺负。珍娜说，她非常怀念这两位老人家。后来因我们接到领导指示，匆匆撤离这民族区，回去参加我们当时刚成立的武装部队，即东部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她们竟然没有时间倒回头向这对老夫妇告别，后来也没有机会倒回这地区工作。珍娜说，当时的不告而别，想起来有点遗憾终生。
兰沙的达雅群众，为了报答我们无报酬及不辞劳苦地长时间的帮助他们，他们竟送我们一块9英亩的土地，并通过集体劳动，帮我们种稻和拔草，就和他们同族一样。这也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与欣慰。